《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八)
作者:周易歸來      更新:2022-05-27 10:13      字數:8138
  ——八卦筮法江湖術揭示與批判

  下卷:後封建八卦納甲筮法

  第一章:筮術上又一怪胎的誕生——八卦納甲筮法

  第一講:西漢京房在天人同構(即“天人合一”)的巫術與神秘主義思潮裏架構出了“納甲筮法”,奠定了後世二千多年裏的八卦算命基石

  第四節:八卦納甲筮法雖是先秦八卦取象筮術的改造,但已然屬於巫術的分支

  ——兼論京房偉大的一麵,由此在八卦取象筮法上把《周易》文辭當占辭的一種方法給剝離出去

  從以上所知京房完成的是八卦納甲幹支五行筮術,是在先前八卦筮術基礎上進行的改造,但已然沒有走出八卦筮術的巫術思維方式。八卦納甲筮術已然是巫術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已。不過八卦納甲筮法與戰國及秦漢之際出現的那些篡改《周易》文辭而增加進去的“卜事之辭”(如阜陽出土的所謂《周易》)相比,是完全拋開了《周易》文辭當占辭的做法,而以一套卦符號和卦名稱建立起不與《周易》一書相關聯的獨立筮法體係,即八卦納甲筮法。

  納甲筮法,是在先秦八卦筮術中的六十四卦(卦畫及卦名稱)基礎上,以“八經卦”分宮納入天幹地支與陰陽五行,通過五行生克產生出“六親模式”的一種筮術。以此妄想先知,先覺天地人的吉凶變化來,這種納甲筮術已然是水中月,鏡中花。但有一點是應肯定京房的貢獻,京房構建的八卦納進地支五行,徹底改變了以往的八卦取象筮法與混問《周易》文辭當占辭的一種現象。這對《周易》脫筮入“經”的認識上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即無疑對認識《周易》一書與“八卦”筮術這兩種不同內容性質的學說提供了參照。

  《周易》是部政治哲學,與八卦筮術本不是一回事,但先秦時期被巫史混淆在一起而用於筮卜,確被京房有意還無意中把兩者分離開,這才是京房的功。並且對研究《周易》一書走向義理之路,無疑起到一種啟迪的積極作用。才有漢以後魏時王弼的義理解釋《周易》的出現,以及唐時孔穎達《周易正義》從義理上注疏的繼承。雖這些注疏並不符合《周易》一書的原義,而且又添加上陰陽,爻位取象的卦學東西來釋解今本《周易》,在釋解今本《周易》過程中不斷發展出新的思想學說。但畢竟不是把《周易》解釋成筮術講如何占筮人事吉凶的事。

  象數義理釋《周易》與講“八卦”筮術是兩個不同性質概念,這應該是能被現代有知識的人分得清楚的事情。不正是京房的八卦納甲術不與《周易》文辭混淆於一起筮卜,為漢後出現象數義理釋解《周易》產生了一種影響作用嗎?也正是由於京房利用八卦與六十四卦及卦畫符號係統裝進了一套新筮法,也更進一步證明了八卦筮術是從《周易》所用“六十四畫符號”派生出的筮術,而《周易》是自成體係的一部哲學書。但京房構建的八卦納甲筮術,使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對其後的中國人產生如此久遠的信仰,至到今天,或明天中國人都不會輕易的放棄。這與中國人更相信“天命”這一觀念有關,而把“數術”當成能先知命運與改變命運的不二法寶。

  中國人繼承了京房的八卦筮術,而早忘掉了京房的悲劇性結局是提出的政治上的改革。因為在後封建的專製時代裏“天命”與“數術”,這種“理論”與“方法”完美的結合在一起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與方*論。

  而對於京房構建的八宮卦術能不能預知人事吉凶呢?劉大鈞的《周易概論》一書說:“至於‘納甲’筮法可信不可信—這點,我們沒作考證,隻知京房本人被皇帝殺了,他既造納甲筮法,不知他當初占出自己這個下場沒有。”(《周易概論》第140頁)

  雖然劉大鈞說這話顯得十分刻薄,雖然劉大鈞說這話以後改變了對八卦筮術的看法,並“著”《納甲筮法》。不過劉大鈞所著的《納甲筮法》的那些內容,正是傳統上的東西,正是京房納甲筮法的框架。

  京房確實被皇帝殺了,這是不爭的事實。然京房因術得寵,但並非因術而得死。劉大鈞那話目的很明確,以京房造納甲筮法,而並沒有保著自己的性命,說明他沒有預先算出自己要被皇帝殺掉而能避開,以此來證明,納甲筮術不可信。這種證明本身沒有錯,確實京房構建的八卦納甲筮術是不能預知人事吉凶結果的。但京房的死,並不是死於造八卦納甲筮術,而是死於政治改革的主張。京房雖因陰陽災異之術得寵於皇帝。《漢書》京房傳裏說:“房數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

  這京房的本事,能不使皇帝高興麽?皇帝正因不斷災異出現而犯愁呢?皇帝一高興,京房就得寵。當時的天子是漢元帝,是漢武帝的玄孫,漢宣帝的兒子。這時的西漢已進入未世景象,“災異”不斷,實是社會矛盾非常尖銳,統治階級內部已到了腐朽不堪的地步,是危機四伏的時期。

  漢元帝登基後麵臨著嚴重的自然災害,即所謂的災異不斷,當時的皇帝要下詔自責,並切要采取措施解決災異問題。在非常落後的農業國度,全靠自然經濟維持社會運轉,一旦發生大的自然災害,就會出現社會動蕩,而且家天下的專製體製又極易產生官僚階層的腐敗,更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加俱。天災人禍加俱社會動蕩,高高在上的一家之長皇帝,也隻能祀求天帝降臨福祥,保佑天下太平。因為“君權神授”的觀念,雖然是統治者的“神道設教”,但久而久之,皇帝之家也就深信不移了,認為災異不斷也是上天的意誌了。

  由於連年的災害,到初元三年漢元帝又下詔書自責,並且要求“丞相,禦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這道詔書,是讓推舉懂陰陽災異的人,來解決災異問題。京房就是這次以懂陰陽災異者身份進入朝庭的。京房進入朝庭,就“所言屢中,天子說之”而得以皇帝的寵信。皇帝自然是要迫切解決不斷出現的災異問題,並且會向京房詢問如何來消除這些災異問題。而京房的獻策,是出乎常人的意料。若按連年不斷的災異出現,如地震、山崩、地裂、水泉湧出,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乏,北海水溢,流殺人民等等。這本為自然災害,並不反常,但在經濟、科技文化落後的農耕時代,又是大一統的家天下,皇帝就是一個大家長,天下人都是皇帝的子民,都要跟著皇帝吃飯穿衣求生存。一但出現大的自然災害,這個大家長就會焦慮不安。元帝時期,西漢已進入衰世時期,早在他的祖父漢武帝把國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國家在走下坡路。然而在中國的皇帝時代裏,人們更相信災異是上天的意誌,往往從天命觀的角度考慮所出現的災異問題。而現實帝國裏的統治權力結構模式,又非常成熟(即有很成熟的曆史政治經驗的借鑒),無論王公貴族,世襲蔭祿地位者,也無論通過權貴推選,還是地方官史選拔的符合為帝國服務的讀書人才,都以權力結層構成利益戰線。

  西漢後期宮庭的宦官勢力與王公國戚及朝廷大臣都有某種一榮則榮,一枯則枯的那種帝王統治下自然生成的並發症。京房進入朝廷,並且得到皇帝某種程度的信任,也自然會引起原班權貴的注意。京房入朝沒幾年終於陷入權力爭鬥的旋渦裏,導致京房被殺,也並非出乎意料之外。在一般人看來,皇帝是以麵對“明陰陽災異”的高人之間的交流,是如何能消除災異,可使天下風調雨順,陰陽和合,天下太平,皇帝就沒有了心中的焦慮和愁楚。

  京房雖是以“術”參政,但京房的可貴之處,並不是以一個術士角色來為皇帝解釋災異和如何消除這些災異。從一般常識來講,京房應以陰陽、鬼神這種神秘上來闡述災異問題,如進行祭天祈禱什麽的大型活動,還搞什麽封禪的活動,以得以天帝的諒解,總之得與神的鬼的活動相關。可京房提出的並不是與一個“明陰陽災異”角色人的職能範圍責任相符合,卻提出了“考功課吏法”,這應屬於當朝丞相大臣政治家們的職能責任,然而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具然得到皇帝的認可。這又體現了京房的理性一麵,大概皇帝和京房多次交談中理解“考功課吏法”的必要性。也正是京房看清楚了帝國走向衰退的結症,應必須進行吏治改革。

  “考功課吏法”就是對官吏的考核整治,這屬於政治改革,要冒極大的風險。既使現代的中國涉及到政治改革,已是舉步難艱,何況皇帝的時代,整頓吏治,本身是一種想象,而實踐是行不通的,那因是體製的使然。可京房真有點不自量力,所提出改革課題太大了,就是元帝也擔負不起。

  西漢至亡國時圍繞著帝王周圍外戚,宦官勢力是盤根錯節。皇帝如同身陷在大牆內裏的籠中鳥,早已辨不清東西南北,誰忠誰奸。帝王體製所固有的痼疾,皇帝如何能辨的清楚。誰接近皇帝誰就能影響皇帝,這就是帝王製裏的怪圈。

  京房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元帝還算明智,也想當個明君,做個有作為的皇帝,就同意京房的“提案”。皇帝同意“考功課吏法”,當然得有一套方案,可操作的準則,還得有人推行。

  “考功課吏法”的實施不僅涉及當朝權貴,王公貴族的利益,而且還要涉及到皇帝的專權問題。這就要建立一整套與政治有關的製度,若皇帝專權問題不加以約束,什麽“考功課吏法”都是紙上談兵,還會加快一層層的腐敗,最終改革是向死胡洞。

  要想在家天下的體製上進行“考功課吏法”本身是行不通的。而事實上京房提出的方案還沒有進行實驗,自己就被套死在自己提出的主張上,即提出的政治改革措施還沒有開展,就身先死去,改革也隨之被扼殺。這在《漢書》京房傳裏有述。

  《漢書·卷七十五》裏有京房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精。”

  史書裏記載京房的特長是精於陰陽占候,這正是西漢“象數”八卦易學發展出來的新東西,是所謂“象數易學”裏的新筮術,是以卦說、陰陽、四時、節氣、七十二候納入到“八卦”體係裏,以為能夠由此認識天地人之間的災異變化來,這就是西漢“占驗象數易學”的特點。

  京房尤其是“占驗象數易學”裏筮術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陰陽占候,上疏,所言屢中,而得元帝數次召見和信任。皇帝這時也是有病亂問醫,皇帝已深陷帝國的危急之中,上有宮庭裏宦官與外戚當政中勾心鬥角的重重政治危機,而下有官僚地主與農民的尖銳矛盾,以及人禍和天災不斷的發生,往往皇帝陷入焦慮、困頓、困惑的交織之中。

  《京房傳》裏說:“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由此內容看京房並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術來消災,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頓吏治,可以說京房理性的一麵。京房奏行的“考功課”後,遭到權臣、中書令、石顯(宦官)和顯友五鹿充宗(尚書令)的嫉恨。這種事自然是帝王身邊受龐與失寵常見的權力鬥爭,也是帝王專製裏不是外戚當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當政的必然。最後京房成為權力者爭鬥的犧牲品,京房自己設套(提出的考功課吏法)而被石顯等反套死了。後石顯等抓著機會奏皇帝讓京房到一郡裏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實驗。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職上,月餘下獄,爾後棄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殺頭),年四十一歲。京房的死不是死於他的術,而是死於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體現了專製帝王時代裏,精英學者的悲劇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從“考功課吏法”上能匡正帝國的危急,整個二千多年的後封建社會裏都不可能解決那種危急與矛盾。帝國裏的危急不在於“考吏治”,而在於“考皇製”,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標,而考皇帝製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個大講陰陽災異占候學說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後,想從整頓吏治上改變國家的重重危急局麵,那隻能是白日做夢。京房也明智的知道隻是想借著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課吏法”來解決帝國出現的危急問題,若一旦讓其離開皇帝身邊去到一個郡裏推行“考功課吏法”,就感到無比的恐懼降到頭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圍在宦官與寵臣之中,隨時聽信他言,而改變初衷的人。京房終於應驗了《係辭傳》裏那句經典的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漢書·卷七十五》裏對京房總結與評價的很有見底:“讚曰:‘幽讚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穀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景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則能從曆史觀“象”中看的清楚,這一段可說是總結了西漢“占驗八卦象數”學的發展過程,總結論述的很是恰當。在曆史家眼裏那些“假經設誼依托象類”之學是害人的東西。

  《漢書·京房傳》所記皇帝讓京房到地方一郡去搞他提出的政治主張,京房自感覺離開皇帝,就產生了恐懼,在離開皇帝去任上之前和路上所上給皇帝的密奏。

  “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複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京房到陝地,又上奏說:“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並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複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並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強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醜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複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雲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複雲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日甚,唯陛下勿難還臣而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京房所上“封事”裏滿紙盡是陰陽、卦氣、天象、災異學說上的術語,給皇帝上奏章是滿嘴的陰陽災異之說,以陳述其政治觀點。也不知皇帝能否看懂他的密奏裏那些說法,這正是漢“象數占驗易學”的影響結果。

  在京房所上“封事”陳述自己的主張,已是心知肚明的知道自己的死期不遠了。但不是通過所造的八卦納甲筮術知道自己的凶險,而是看到的現實政治上的險惡預知到自己的凶險。所以京房是死於提出的政治改革的主張。京房是曆史上提出考官僚製的第一人。雖然沒有形成具體內容方案,但京房已看到帝國的危機與官僚製有關,這是京房又一項的偉大之處。

  京房的死是悲壯的,是可欽、可敬的。京房的悲劇性正是後封建黑暗帝製下文人的縮影。在中國帝王專製史上,京房是提出吏治改革的第一人。可歎的是帝王時代裏不需要政治改革,帝王的想法,就是王法。帝王的命令,就是天下人遵守的法令。所以京房的“考功課吏法”並沒有在帝王時代的二千多年裏所傳承或有所影響,倒是京房的八卦納甲筮術對中國人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影響。京房的筮術也許想在家天下的體製裏,尋求一個框正王道的一個有效途徑。從京房留下來的災異占,可以看到其目的很明確。是想以“術”匡正王朝裏的政治,以此約束皇帝的行為(這就是被後人認為京房攜術幹政的說法)。???

  《漢書》裏記京房以陰陽占候,上疏,所言屢中,而得元帝數次召見和信任。看來皇帝也受其陰陽占候的影響,而深信不疑。京房正是以"術"得到皇帝寵信的例子,漢帝國裏的陰陽占候術數能不勃發麽?

  不過漢朝沒有留下如先秦那樣的釋解《周易》的文章書籍。京房雖有號稱《易傳》文章,可從《漢書·五行誌》裏看到那是講陰陽災異的東西,並不是解釋《周易》一書的內容。

  《漢書·五行誌》裏記有大量的《京房易傳》,我們現抄錄一些雖標稱《易傳》之名,看是如何的傳“易”之說呢?

  “《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臥欲篡,厥妖狗冠出朝’”。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也,知時而傷,或從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

  “《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鼷,鼠齧郊牛角。’”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等’”。

  “《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京房易傳》曰:‘枯楊生稊,枯木複生,人君亡子’”。

  “《京房易傳》曰:‘天子弱,諸侯力政,厥異水鬥’”。

  “《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從《漢書·五行誌》裏所看到的《京房易傳》,不同於釋《周易》也叫“十翼”的那個《易傳》。也不同於八卦納甲筮法的《京氏易傳》。這京房《易傳》盡是講“妖占”的東西,與“星占”屬一個體係。“星占”是以天上的“星象”,來解釋人間的“政象”。而京房的《易傳》內容所反映的是看大自然中的反常現象來對應政治現象,這也是時代裏的"天人感應"學說下的"實證"。《京房易傳》雖名字稱《易傳》,實與釋《周易》的《易傳》是兩回事。雖然所稱《京房易傳》,但內容不是解釋《周易》的,而是妖占言語,用現在的眼光看,實屬妖言惑眾的東西。

  如《漢書·五行誌》裏引述《京房易傳》中的占辭內容:

  “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寇,天下亂,辟無適,妾子拜’,又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眾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顓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

  “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

  “京房易傳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京房易傳曰:枯楊梯,枯木複生,人亡子”。

  “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

  “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以這種形同妖言惑眾的說法,豈能匡正皇帝的行為,即皇帝能受這種說法,就檢點和矯正自己的行為了嗎?並且還寫入正史裏(而《史記》一書同樣記載有不少巫術迷信的東西)。

  即使京房之術(八卦納甲)不但不能框正王道,卻成為王道專製裏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後人不斷地建設“命理”文化,以解讀“天命”思想。京房的八宮卦術不折不扣的成為“天命”思想的解讀工具,八卦納甲筮法無疑是巫術的分支。但京房並不是因“術”而死,京房的死是政治悲劇。京房造八卦納甲筮法,雖是巫術東西。但八卦納甲筮法的誕生,由此把先前依《周易》文辭當占辭的一種方法給剝離出去,單從這方麵來看,即使是一種有意還無意的不把《周易》混同於八卦筮術,客觀上體現了京房的一項功債。

  總之,後來人把京房建構的八宮納甲筮術成為人生命運的解讀工具,即成為窺視天機的一種工具而運用了。不過漢時沒有保留下來八卦納甲筮例,後人認為“火珠林”是在京房的納甲基礎上完善與發展起來筮法,是唐末問世,並以錢代蓍。也有人認為“以錢代蓍”法始於《京氏易傳》,可《京氏易傳》裏並沒有提到以錢起筮的方法。而《京氏易傳》裏卷下有這樣的說法:“夫細不可窮,深不可極,故揲蓍布爻用之於下筮”。又說:“分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卦象定吉凶,明得失,降五行分四象,順則吉,逆則凶……。”

  這是受《係辭》裏說法的影響。大抵京房的納甲筮法是遵循了《係辭》裏說的筮法,同春秋時期(《左傳》裏的起筮方法)布蓍方法,還沒有以錢代蓍。

  唐代於鵠《於江南曲》裏:“偶句江邊采白蘋 ,還隨女伴賽江神。眾人不敢分明語,暗擲金錢卜遠人”。這裏的“暗擲金錢卜遠人”,確實是用銅錢來卜心事。但從曲的背景來看,不像是三枚銅錢來起卦,而像是拋一枚銅錢看麵背來預知心事。但由此詩也反映了唐代用銅錢卜卦代蓍的可能,無論蓍筮或是銅錢起卦沒本質區別,都是巫術之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