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江湖術揭示與批判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三章:《春秋左傳》一書記載"以《周易》筮之"的筮例的實質內容

  第二講:《左傳》記載的“以《周易》筮之”其它十個筮例的筮術方法

  第四節:解說《左傳》記載的最後一則筮例

  第十一《左傳》裏記載的最後一個筮例，是記載在《哀公九年》，陽虎用《周易》卜筮得到的《泰》之《需》。這是為主子出兵打仗一事而卜筮的例子，我們來看這一筮例的解卦方法，就知道了八卦占筮的非理性。我們且看《左傳·哀公九年》裏記載的一占一筮例子：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

  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薑，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

  史墨曰：‘盈，水名，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幹也。炎帝為火師，薑姓其後也，水勝火，伐薑則可。’

  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它。’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們把這一段內容譯成今文來讀一讀：

  “晉國的趙鞅為救鄭國而占卜，得到水流向火的兆示。這占卜者是史趙、史墨與史龜三人。

  史龜說：‘這叫做陽氣下沉，可以發兵。利以攻打薑氏，不利攻打子商。攻打齊國則可以，攻打宋國就不吉利。’

  史墨說：‘盈，是水泊名稱，子是水的方位。名稱方位相當，不能觸犯。炎帝是火師，薑姓是他的後代。水能勝火，攻打薑姓就可以。’

  史趙說：‘這兆示叫做河水溉滿，不能遊泳，鄭國正有罪，不能救。救援鄭國就不吉利，其它事情就不知道了。’

  陽虎用《周易》筮之，得到《泰》之《需》，而說道：‘宋國正在吉利的時候，不能與他為敵。微子啟，是帝乙的大兒子。宋國和鄭國是舅舅與外甥的關係，福祉是爵祿，如果帝乙的大兒子嫁女兒，而又有吉利的爵祿，我們哪裏能夠吉利呢？’於是晉國就不出兵救援鄭國。”

  《左傳》》裏記述的前後兩占筮例，一般有一個共同點，是先占而後筮。看來當時占與筮是交互使用。

  《左傳·哀公九年》裏記述的這一以《周易》筮之的筮例，是發生在春秋末年。其背景是，趙鞅（即趙簡子），春秋末年晉國的卿，後在晉卿內部爭鬥中，逐步掌握權力，奠定了以後建立趙國的基礎。哀公九年（公元前481年，第二年進入曆史上劃分的戰國的時間段）是春秋與戰國交替時期。諸侯國間依然是戰爭不斷，這年齊國要攻打魯國，春上齊國派人到吳國辭謝出兵，而吳國並沒有馬上出兵。這時鄭國有一位寵臣要求取得封地，可是已沒有地方可以分封給他。這位寵臣提出了一個方案，取之於外國，鄭國國君就答應了這一主張。所以鄭國出兵包圍了宋國，目的是要掠奪土地。鄭宋兩國開戰，但鄭國卻吃了敗仗。到夏季，楚國出兵進攻陳國，宋國又出兵攻打鄭國。到了秋季吳國為了防禦楚國的進攻構築城防。這時晉國的趙鞅，也想參加到戰爭的行列之中，想出兵救援鄭國。在出兵救鄭一事上，先用占與筮來看神示出兵的吉凶。這就出現了先用占後用筮這兩種問神形式，看出兵的吉凶後果。

  鄭國挑起戰火，反而吃了敗仗，又被宋國出兵攻打著。為何晉國要出兵救援鄭國呢？春秋末年，晉、齊、楚、秦、宋、吳、魯都是大國，也都想爭霸於諸侯。而像陳、鄭、蔡等屬於小國。鄭國是在晉國的南麵，楚國的北麵，是在兩個大國之間。宋國又在晉和鄭國的東麵。現在宋國進攻鄭國，若鄭國有危險，晉國就會暴露在楚宋兩個大國的前麵，從戰略上對晉國來說是不利的。鄭國有危險的話，對晉國來說這叫唇亡齒寒。所以晉趙鞅要考慮出兵救援鄭國。但在迷信的國度裏，人們並不相信自身，即不想信自身的判斷思維能力，而相信神靈。按貫例遇事先占卜，聽信於鬼神的說法。趙鞅就讓先用占卜，出現的兆示是“遇水適火”。

  《左傳》裏並沒有交待是用烏龜還是什麽骨頭占卜，也沒有交待占卜的過程方法，這些都省略而沒有記載，隻記載的就是“遇水適火”的說法。大抵這不外是龜占，經過宰殺，燒灼，看甲殼上出現了紋路。史巫就從龜甲上出現的紋路看所謂神的兆示。但那些紋路像什麽是有巫史的認為了。

  這一次卻燒灼出的是“遇水適火”兆示。在《左傳·哀公二年》裏就曾記載，趙鞅聽從陽虎的計謀，要襲擊鄭國人護送著齊國人運送給晉國範氏（與趙鞅同為卿的地位）的糧隊。也是在出兵前要看占卜是個吉凶如何？來決定是否出兵。可是那此確把烏龜殼給烤焦了。這說明用龜卜，是把龜甲放到火上燒烤，看出現在甲殼上的紋路變化，有巫史來判斷出所問事項吉凶的所以然來。

  趙鞅這次要出兵，是要救援近鄰鄭國。也是先用龜占來卜問吉凶，不過這次巫史把握著了火候，燒烤出了像“遇水適火”的兆紋來，趙鞅就問專業搞占卜的卜史。三位卜史分別通過“遇水適火”的兆紋煞有介事與出兵援鄭之間做出行與否的回答。

  一個叫龜的卜史先來解釋說：“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薑，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龜通過“遇水適火”的兆示，而推理出伐誰，不伐誰的吉凶結果來。這裏的沈陽不當現在的沈陽市的地名講，“沈”當“沉”講，“沉陽”就是指陽火下沉來講。這是從龜兆上的“遇水適火”裏推論的。因為“水流向火”，這大水一來，陽（火）就不沉下去嗎？水來火滅，這符合生活裏常見的現象。不過這從龜殼上看出來的一種象征，能跟現實中出兵救援鄭國之間產生關係麽？這是那跟那？本是不挨邊的事。可如此的就生拉硬扯的給聯係到一塊了，豈不是十分荒謬嗎？史龜的講法是“可以興兵”，但不是去救援鄭國。而是轉變到了“可以攻打薑氏，不利於攻打子商”的結論上。這又是如何看出的“天機”呢？史龜對主子趙鞅占問出兵援鄭可行於否，無非牽涉的利害關係之間，是齊，楚，吳，宋。自然會聯想到這幾個國家來解釋龜“象”了。這正如有一句名言說的：“不是神創造人，而是人創造了神”的道理。而史龜所謂從卦裏看出的“天機”，倒不如說是從所占問事情的現實現象中分析出的利害關係結果，而轉換說成是神卜中的兆示。這正是中國術數裏的“天機”奧秘。史龜從“龜兆”聯想到現實之間誰與其符合，來聯想其吉凶。即通過“水”與“火”的象征，得出結論，伐誰與不伐誰的結論來。就是根據水與火的常識性認識來比類聯想所占問的人事。且不說用的是抽象的“水”與“火”，跟兩個現實之國間，能否產生出因果關係。就這“水”與“火”兩種現象在生活裏所見到的也非是一成不變的水滅火的現象。總之史龜得出的結論是：“利以伐薑，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這結論是將“水”、“火”往齊、宋的頭上套。通過“遇水適火”，就可算出可行於否了。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現在看來是多麽的可悲與可怕，把國家百姓的命運當兒戲。我們前邊已講過，齊國是薑氏之國。“利於伐薑”，在這幾個利害關係國家裏一聯想就想到齊國了。那子商與宋有何關係呢？宋國就是子姓。宋國的開國君主是商王紂的庶兄微子啟。周公平定武庚反叛後，把商的舊部周圍地區分封給微子啟，建都商丘。這就是子商的來曆。子商就是指宋國。這樣就可從龜兆上的“遇水適火”，聯係到齊宋兩國。但這裏麵還有一些“技術”問題。伐誰不伐誰，得聯係上誰是"水"象，誰是"火"象。史龜又一聯想就聯想到，薑姓是“火”。而子商是“水”。這裏的“適”是簡化字，而末簡化前是“適”（dí）。“適”通“敵”字，其意是“抗”。也就是水能勝火的意思。至於薑姓為何是“火”，宋是“水”，後麵有分講。隻要得出齊、宋誰是“水”，誰是“火”，那麽不就知道伐誰有利與伐誰不利了嗎？ 這正是通過龜“象”而套在所問的人與事的頭上的一種認識論。把象征的“水”與“火”往有利害關係的諸侯國頭上套，讓問卜者不能不相信。取象成為了“因”，自然就能求得出“果”來。這種因果關係，就是中國傳統上的，無論是龜骨占，還是八卦筮卜上的認識觀。也是傳統上的象數哲學與易學觀。這就是封建社會的思維方法。卜可以這樣推論，卦也可以這樣推論，而且推而廣之到社會製度與人倫關係也是這種推論。這就是“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及“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的根本目的所在。至於古人認為的“因”與“果”之間能否成立。古代可沒有人出來做出理論上的質疑與批判。雖然在春秋末期孫武寫出了《兵法》一書。《兵法》裏反對在戰爭中“先知不可類象”，即預知戰爭的敵我勝算情況不可用占筮取象（因占筮問卜吉凶，就是通過類象思維方法取得）。“先知不可類象”，這正是理性的思維結果。《兵法》裏的軍事理論正是來源於戰爭實踐，又用於指導戰爭。從實踐中才能認識到兵法上的先知不能類象。孫武反對“先知不可類象”的軍事理論同樣適應於軍事之外的社會各個方麵。但孫武提倡的“先知不可類象”的觀點，終沒有引起國人的重視，類象先知反而在後封建社會裏是越演越烈，至到今天，八卦、八字，風水，擇日大有複興之勢，然而這些內容，無不是以類象而妄想"先知"事情的吉凶結果。無論戰國時期的“八卦”取象，還是今天的陰陽五行生克的類象，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把類象之說套在人事上，想得出個"先知"，"先覺"，隻能是自欺欺人。

  我們看到這先秦的烏龜占或是八卦筮都是錯位聯想，硬是把風馬牛不相及之事物聯想在一起。史龜看到龜甲被燒灼而出現的紋路，認為是“遇水適火”的兆示，就聯想到齊國與宋國的頭上，一個是“水”，另一個是“火”。至於史龜如何得出齊國是“火”，宋為“水”。聽聽後麵還有兩位卜史的說法，就明白了。

  史龜說過自己的看法後，史墨接著說：“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幹也。炎帝為火師，薑姓其後也，水勝火，伐薑則可。”

  史墨也認可這次龜占出的兆示是“遇水適火”，並推論出的結果與史龜的說法相同。史墨的說法，也回答了前邊史龜如何得出的齊為火，宋為水的根據。薑姓是炎帝的後代，炎帝為火師。齊國是薑姓的國家，齊國也就為“火”了。而“子”是水位，即水的方位。宋國是微子啟的封國，微子啟是子姓。天幹中“子”的五行是水。水的方位，規定是北方。所以宋國也就是“水”了，這都是有"兆象"而通過聯想得出的結果。龜兆上是“遇水適火”（這是類似一句龜占辭）。水能勝火，自然就推論出伐薑則可了。這兩個卜史官，都把主子要問的出兵援助鄭國之事閉口不提，而轉到出兵齊國是何道理呢？即要與一個大國無端的去開戰，也並不一定得到鄭國感激，這是何苦呢？大概就是看到龜占兆象是“遇水適火”，隻能聯想到齊、宋兩國，無法聯想到與鄭國的緣故吧。從這一次龜占要無端引發起晉、齊兩個大國之間的一場戰爭，這卜史官手裏可操握著生靈塗炭的大權，著實可怕。

  史墨所得出的“盈是水的名稱，子是水的方位，名稱方位相當，不能觸犯。”這裏的“盈”大概那個時候有一個叫盈的水地名。至於“子”是水的方位，這說法表明戰國時期，五行裏已按排進去了方位說。並切也已有了五行生克學說，這就很值得質疑《左傳》一書裏記載春秋筮例的真實性，可能是戰國時期的陰陽五行學說被篡寫進春秋的筮例中去了。“子”在地支中，就是代表北方的方位，北方又代表水的五行。史墨以五行中的相勝說，所以就推理出“伐薑則可”的結果來。出兵不出兵關係著一個國家與人民的命運，而用這種遊戲般的占卜，其結果不是很可悲的行為嗎？發生戰爭是悠關國家命運之大事，不說交給人民去決定了，而且也應有決策機構進行充分的論證，分析而決斷。卻交給卜史，通過龜占看兆示來決斷，實在讓人不可思議。

  《左傳》裏記述的占筮例子，大多是諸侯國間的戰爭決斷，還有諸侯王室裏的重大人事問題的決斷。東方人采取這種決斷方法，在人類發展史上都是罕見的。

  從龜占到八卦筮卜，與巫術又有所不同，看起來很有“學問”性與“推理”性。正是這種以類象與五行的“偽學問”，“偽推理”，迷惑中國人幾千年，古今多少人把這種筮術當成學問去研究與學習。當然中國術數發達，正是王權專製下的產物。辯證思維與科學的認識世界的方法，是與王權專製相背離的，也是沒有生存空間的。正是那種似神非神，似巫非巫的中國數術，才是漫長的王權專製社會裏所需要的東西。窺視"天機"，"先知"命運吉凶，為專製社會裏不平等下不幸的眾生，消解了怨恨。也就聽信於命運的安排，也就認可了不平等的專製製度，也就認為是天道自然的結果。所以比類聯想推理是專製長期製度下形成的思維方法，這是同文字獄，株連法是共生共長的群落現象。

  在春秋時期用比類聯想推理思維方法來決定國之大事。史墨通過水名與方位相當，而聯想到宋國是不能伐的結果來。而薑姓是炎帝之後，炎帝就是火師。通過“水能勝火”的五行生克理論，就推理出攻打薑姓之國則可以的認為來。若是推論人事上，此人可用不可用，可殺不可殺，燒一次龜甲，還是起一次卦，就能推論出個結果來。這天下可真是沒有公理了。社會還有何可遵循的準則呢？

  好在，也正因《周易》一書的出現，開啟了先秦理性的儒學之門，孕育了孔子儒學的成長，也由此而啟蒙了戰國的百家爭鳴。也因此而扼製了非理性神巫文化的泛濫。到戰國中後期諸子百家文化的出現，迎來了一個先秦時期裏文化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中國前後封建時代裏文化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一個理性的時代，神巫文化沒有了市場。但隨著儒家王權思想的上繁榮昌盛，而新的神秘文化思想卻應運而生。陰陽，五行學說的出現，伴隨著帝王製度在中國大地已不可逆轉。孔子的易學思想被埋葬，而假托孔子的《係辭傳》，卻把《周易》給筮術理論化，從此庶蔽了《周易》的哲學思想。帝王專製與神秘文化結伴而行，一走就是二千多年。

  這話說的有些遠了，我們還是回過頭來看史墨的推論。史墨說的炎帝是火師，為何能與薑姓聯係到一塊呢？炎帝也就是神農氏，薑姓部落最早生活在歧山的一條名叫薑河旁。前麵講《左傳》裏的第一筮例時已知薑尚是神農之後，齊國是薑尚的封國。炎帝是火師，不就聯係到齊國屬火了嗎？這“水勝火”，不就得出伐齊則可的推論了嗎？“炎帝為火師”，是傳說中炎帝以火為象征，自為火師。《左傳》昭公十年裏記載：“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以火記事，而以火名官。後把炎帝稱為火德王。自然炎帝為火師了。

  那麽，齊國薑姓又是炎帝的後代。齊國在卜史者眼裏永遠將被烙上“火”的印記了。史龜與史墨都把“火”性套在齊國頭上。這些卜史也夠有學問的，把火與齊國聯想到一塊，水一來，火就息了。所以就推理出伐齊國就能取勝，伐宋國就有凶險。想想這種推理，是哪跟哪的事，卻硬是拉到一塊裏來。而《左傳》一書還被後來帝製時代奉為經書，並壟斷了中國二千多年的思想界，想起這些就倍感可悲。???

  史墨說後，第三位史官，也看了龜兆，認同是“遇水適火”的兆示。史趙也發表了自己的高論：“是謂如川之滿，不可遊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

  前麵已有兩位同夥都說的結果一樣，而史趙也不引經據典，直接來個龜象上的比喻。這龜兆“像河水漲滿，不能遊泳”。既然水大的不能遊泳，而水又是指宋國了，那麽就不能得罪宋國，落腳點也就是不能救援鄭國。救援鄭國，就是向宋國開戰。這三位卜史所得的結論基本一樣。前麵兩位卜史雖然沒有直接說援不援鄭國，其得出的結論是一樣的。即宋國是水，齊國是火，水能勝火。若派兵救援鄭國，就是與龜象裏的漲水對抗，不會有利的。而到史趙直接點明，援鄭是不利的。而不過史趙的理論根據是水大不能遊泳。宋國是水，也就看作正是水勢強大，援兵鄭國，就是與強水開戰，能有利嗎？趙筒子聽了三位卜史官的話，就是想出兵援鄭，以免出現唇亡齒寒的結果。可龜占已得到"神啟"，自然也不敢違背已顯露的"天機"。而鄭國國君也想給寵臣一塊封地，但已無地可封，隻得聽從寵臣的歪策，向宋國取地，自然是要出兵發生戰爭了。而結果取不來地不說，又打了敗仗，且又被宋國的軍隊出兵攻打著。正如史趙說的：“鄭國正有罪，不能救”。從這一句話上看，還有一點理性認識，還能夠分辯出事非。可整個決斷分析過程則是非理性的，其所得結果，自然也是扭曲的。

  趙鞅聽過三位卜史對出兵援鄭的議案給否決了。也許春秋時期出現的八卦筮術，認為是一門先進的“技術”。龜占後還要來一次“八卦”筮卜。趙鞅的一個謀士陽虎也就用春秋文本《周易》占筮，陽虎為主子筮出的是《泰》之《需》。

  首先認識一下陽虎是何許人也。陽虎也叫陽貨。《論語》目錄上就有“陽貨第十七”這個名目。開篇內容是：“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這個要見孔子的陽貨，孔子不願見他，這人就送給孔子一隻蒸熟的小豬。陽虎字叫貨。孔子見陽貨送來了禮物，也說不過去不去見他，就等陽貨不在家時去回拜他。孔子心想，反正我去拜訪過你，是你不在家，可不怨我。但偏偏孔子在去拜訪陽貨的路上相遇了。陽貨就和孔子對起話來。陽貨對孔子說：“來，我和你談一談”。接著又說：“自己藏著一身的本領，卻聽任國家一片迷亂，這能叫做仁嗎？”陽貨又接著自問自答：“不能，自己喜歡做官，卻屢次錯過機會，這能叫做智嗎？”又自答道：“不能，時光在流逝，歲月不待人。”孔子說：“好吧，我準備做官了。”

  大概孔子已知陽貨的為人品行，孔子無奈而塘塞陽貨一句話。陽虎原是季孫氏的家臣（季孫氏，是魯國掌握政權的貴族，魯國的三桓之一。是魯公少子季友的後裔），扶持季桓子，據有陽關（今山東泰安南），掌握國政，權勢很大。後來他要廢除三桓的勢力，反被擊敗，出奔陽關，先到齊，後又經宋奔晉，為趙鞅的家臣。這做家臣的，就是謀士，看來是得會占筮術。

  《左傳》記載了陽虎用《周易》替主子算一算該不該出兵援鄭。“陽虎以春秋文本《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

  我們先把春秋文本《周易》裏的“《泰》之《需》”說法格式附下:

  “()泰，小往大來，吉亨。

  ()升：拔茅茹，以其匯，征吉。

  ()明夷：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臨：無平不陂，無往不複，艱貞，無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

  ()大壯：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需：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大畜：城複於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左傳》一書裏記的陽虎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與周太史用《周易》（即春秋《周易》文本）筮之的方法應是一樣的。但周太史筮之是直接引用“《觀》之否”裏的一句“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來解說問卜者的身後命運。雖然陽虎也是用春秋文本《周易》筮之，筮出的是“《泰》之《需》”，但這“《泰》之《需》曰”的話，而是陽虎通過春秋《周易》文本《泰》裏以《需》為繇題裏的繇辭，並轉換成陽虎的認為而說出的話來。不同於周太史是先直接引述出《觀》裏的“否”繇題裏的一句繇辭，而進行解讀陳完日後的命運。不過陽虎根據“《泰》之《需》曰”裏的繇辭，同樣聯想出不能出兵援鄭的結論來。

  春秋《周易》文本《泰》裏以《需》作繇題裏的繇辭內容是“帝乙歸妹，以祉，無吉”。陽虎是通過“《泰》之《需》”裏的繇辭轉換成自己的話說出來。故不能認為，《左傳》裏記的“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的這些內容是《泰》裏《需》繇辭中的內容。通過《左傳》筮例的這種稱法，“遇《觀》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的引用內容來看，這不是後人認為的變卦形式，而是巫史用原創《周易》裏名稱做每卦中的繇辭名目。總之，這種“某之某曰”不是所謂的變卦形式，而是把原創《周易》改造成卦繇形式而出現的稱法。這是“六·九”爻式前期的一種《周易》結構形式。否則《左傳》裏筮例所記的如“遇《觀》之《否》曰”或“遇《泰》之《需》曰”裏的內容，特別是以及引述《周易》裏的某些篇章的句子直接用於說理時也是這種形式，按變卦說，則是解釋不通的。

  陽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是《泰》中的《需》繇辭。不過陽虎已把《泰》中的“需”繇辭對所卜問的援鄭事情進行解說後變成自己的話說出來了。即“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這是把《泰》裏的以《需》為繇題裏的繇辭：“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而分解成他認為的“宋方吉，不可與也”的聯想比類根據上。

  陽虎算出的“宋方吉，無可與也”的理由，正是通過用春秋《周易》文本筮出的《泰》中的《需》繇辭“帝乙是妹，以祉，元吉”中得出的"天機"。陽虎隻用這《泰》裏的一繇辭來解讀是否出兵援鄭吉凶可否。而沒有運用《泰》裏的“六聯體”符號的“八種”取象，也沒有運用《泰》裏《需》（繇題）符號中的“八種”取象來做一凡出兵援鄭的可否推論。而單用一條繇辭就看出“宋方吉，不可與也”的"天機"來。陽虎筮出《泰》卦中一繇辭（即排第五的繇辭）來斷事情。巫史把春秋文本《周易》當成是筮卜之書，所以《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句子，被巫史當成筮卜的繇辭了。這陽虎是用《泰》裏的《需》繇辭裏的話解釋出兵援鄭於否的吉凶依據了。我們今天打開今本《周易》，看到《泰》卦裏的第五爻辭已然是“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這是一字不差。

  原創《周易·泰》篇中出現的“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作者在文章中引用曆史事件來闡明事理。帝乙是紂王的父親，帝乙把自己的女兒，也就是紂王的妹，嫁給周文王，這是一個曆史上的聯姻政治事件。

  《周易》裏《泰》篇裏引述曆史上商朝與周族政治聯姻的事件，來闡明論述的一個政治道理。《泰》篇講述的是事物由小到大的發展道理，用現在哲學術語，就是講“量變到質變”的事物發展過程。《周易》本初是在講哲學道理。而春秋巫史見其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書。把哲學文章割裂運用到筮術上，附會人事吉凶做為"神示"的依據了。

  作為趙鞅的家臣陽虎，也懂八卦筮術，在三位卜史用烏龜為主子進行龜占後。而陽虎又用春秋文本《周易》筮出《泰》卦中的《需》繇題中的繇辭。不過有此巧嗎？剛好筮出六十四卦裏《泰》裏以《需》做繇題的這句繇辭嗎？豈不是陽虎裝模作樣及信口開河故意說出這句繇辭呢？目的是打消主子援救鄭國的計劃。

  陽虎通過《泰》卦中的《需》繇辭而"推理"出不可援鄭的“道理”來。陽虎不象周太史解卦時那麽複雜，用八卦取象。而陽虎直接從《泰》卦中的一個繇辭內容聯想出所筮問事情的吉凶結果來。若按算卦上的常習來說，對所卜問的問題是否出兵援鄭，應看筮出的繇辭內容是吉，是凶，豈不是最直接的"神示"結果嗎？而陽虎所筮出的繇辭是“帝乙歸妹，以祉，元吉”，這"元吉"不正是兆示著一種上上大吉的好兆頭嗎？完全可以推定出兵援鄭是大吉大利之事呀？可陽虎調轉180度，卻做出的是一個相反的推定，是不能出兵援鄭。這陽虎應是從真對自己所卜問出兵援鄭一事上而看占筮書的卦辭“元吉”，就應得出“元吉”的結果麽？可陽虎把直接的比類聯想套向了宋國，所以通過繇辭裏所說的內容，就聯想到宋國是微子啟的後代。而微子啟是帝乙的長子，“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不就是帝乙的長子（微子啟）也跟著“元吉”了嗎？那麽微子啟的後代不也就跟著“元吉”了嗎？那麽宋國不是跟著就“元吉”了嗎？因為宋國現掌權人，不是微子啟的後代麽？那麽宋國以“元吉”，出兵援鄭不是幫助打宋國了嗎，自然自己就不會“元吉”了。雖然繇辭裏是“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並沒涉及微子啟，可算卦得會聯想，陽虎一聯想也就想起了微子啟，這邏輯不能說不嚴密。並且筮卜出的結論和三個卜史用龜占得出的結論是高度一致，都是不能出兵援助鄭國，這趙筒子(即趙鞅)也就隻能聽命於龜筮了。

  由此而看，在史巫眼裏隻要有了一套六十四卦符號的這種卜筮工具，在這種卜筮工具上無論裝進去什麽內容的文字，都可以當占辭用來聯想、附會卜問的人事吉凶了。無論分割裝進去是《老子》，還是裝進去《論語》，而在史巫眼裏都能聯想、比類、附會所卜問人事上的吉凶了。這就是中國古代八卦取象筮法，可說是中國古代非理性的奇特做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