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學"評論

  ——《周易》一書在先秦時期形成的"易學"派別

  第二章

  先秦孔子的"易學"(《周易》學術)思想

  第二講、帛書佚文記載孔子"易學"(《周易》學)上的鮮明立場(續)

  孔子在對子貢講《周易》是如何的一部書，為了證明《周易》有“古之遺言”，就與文王掛起勾來。這是史料第一次認為《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的說法。通行本《係辭》裏雖然也認為“《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未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今本《係辭》裏的這種說法是《易傳》佚文《衷》裏的說法，因《帛書》“係辭”裏還沒有這些說法。顯然，通行本《係辭》是把佚文《衷》裏的說法移了過來。但沒有說是文王作《周易》，而在涉及《周易》一書的作者是誰?是《要》文裏明確指出：“文王仁，不得其誌以成其慮，紂乃無道，文王作，諱而避咎，然後《易》始興也。”這是最早的說法了。孔子說《周易》一書是“文王作”。唯此孔子這說法，先秦沒見第二人說過。後來司馬遷也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認為《周易》一書是講德義的，但曆史上並沒有留下誰作《周易》的說法，雖然在孔子還是孩童時期時，韓宣子出使魯國，見到《易象》，也發出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的感歎。韓宣子也隻是認為《周易》與周公之德有關，沒有說誰做了《易》。到孔子老而好《易》，所見到《周易》裏是講德義，就無形的聯想到了周文王，這在常理之中。《周易》一書是產生在西周後期，顯然孔子認為的文王作《周易》是不能成立的。而孔子對《周易》一書的德義之說無疑是正確的，是與史巫卜筮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一回事。

  帛書《要》文記述了孔子對弟子子貢的質疑一一給於解釋，為何自己現在喜歡《周易》，喜觀《周易》就是看到了《周易》裏有“古之遺言”，有文王的仁義思想。但子貢還是疑惑《周易》一書，終於說出“夫子亦信其筮乎”。子貢終於忍耐不著說出心中的想法，老師這麽的喜歡《周易》，難道是相信了筮卜嗎？在子貢的眼裏，喜歡《周易》就等同於“信其筮”。這正是在當時史巫曾用春秋繇稱文本《周易》而卜筮。也正是在這些人們的眼裏認為《周易》是一部占筮的書。子貢也隻記著老師已往的教導，是反對占筮的，孔子的教導是：“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這無疑說明孔子是反對卜筮和信神靈的那些做法（這裏並不是說孔子已往教育弟子說過《周易》是卜筮之書）。隻是子貢眼裏認為《周易》被用來卜筮，自然就是卜筮之書，而自己的老師曾教導過不能信神靈與卜筮，可老師現在喜歡《周易》達到癡迷的地步，就指責老師難道也“信其筮乎”。

  孔子對子貢的這最終的疑問，給出的回答是“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巫卜筮其後乎？’”

  這段話裏的“吾百占而七十當，唯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句子內容雖不好理解。但並不表明孔子自已是個信占筮者，並且還是個占筮高手，那就誤解了。那是講述為何信從占筮者的道理。

  然而也正是帛書《要》文裏出現“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這句話卻被當今學界裏認為孔子不但信筮卜，而且還是筮卜高手的證據了。

  學界裏一般把這句話理解為：“我一百次占，有七十次占對（或有的譯：我占筮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七十）。就是周梁山占的那一次（或有的譯：就是用周梁山這種占法），也一定是取少數服從多數而已。”

  這就把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本來是反對占筮，也常常教育其弟子們“德行王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的光輝形象給推翻了。孔子豈不是變成了一個沒有智謀的好卜之徒了嗎？把孔子說成不但不反對占筮，而且自己還常常筮卜。就出現在帛書《要》文裏的那一句話，就要推翻《論語》中反映的“不承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則可無大過矣”的孔子對《周易》如此的理性認識。顯然靠《易傳》佚文《要》裏的那句話，就能證實孔子常常卜筮，這符合真實的孔子嗎？這與《論語》一書所體現孔子的倫理道德政治思想不是相背離的嗎？也與《論語》裏記“子不語怪力亂神”的思想相背離嗎？

  至於《要》文裏出現的“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這是孔子在學生子貢質疑其“夫子信其筮乎”，是來解釋信筮者的道理，不是指自己信筮的行為與做法。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時，孔子用了兩個內容的回答，出現了兩個“子曰”，是兩層意思(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第一層“子曰“意思是孔子“引用”，用“吾”(自己假若一百次占……)是從整個社會層麵來講信筮與不信筮的道理；第二層意思“子曰”才是孔子是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才用“我”字，而不同於前一句裏的“吾”字。

  如《論語》裏引用“不恒其德，或承之著”時也沒點明出處，而緊跟的是“子曰：不占而已矣”，才是孔子要表達的思想。也是孔子闡明自己的“易學”立場。同理《要》裏孔子在回答子貢“夫子信其筮乎”的那段內容，也是兩個層次。先是引用來說理，爾後才是孔子要闡述自己的“易學”觀點。前一句“子曰”不能認為是孔子自己的行為做法。那樣認為就錯了。至於那句話“用典”現沒有人知道出自何處，自然對“周梁山之占”更是難以解讀。一些學者望文生義的說法，也隻是一種假說。在學界沒有解讀出這“周梁山之占”是何意時，就下結論得出孔子自己占筮一百次就準確七十次”，這就成為孔子是常占筮的證據，這種認為是不能成立的，是錯誤的。

  縱觀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亦信其筮乎”的那段話。第一個“子曰”無疑是“引典”說明占卜為何出現“從其多者”的道理，不是說自己占卜的經驗方法。那句話是當今學界裏沒有正確理解所至。一般把“吾百占而七十當”，解釋為“我占卜一百次，有七十次相當”，是把“而”解釋“有”，把“當”從古意認為的“中”。而關鍵這句話的“而”做何解釋，應該通篇內容分析考慮孔子的思想目的。無疑這“而”字不能當“有”講，這裏的“而”應當作“連詞”裏的如果講。這句話是孔子引典來說明信占卜者的道理。雖然這引典“周梁山之占”不詳出處，也不解其意。但通句並不表明是孔子“自己占一百次就有七十次相當”行為。

  這一句話的譯文應是“孔子說：‘自已若一百次占卜，如果七十次相當。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這分明是一種假設的說法，關鍵語是“謹止於此罷”。孔子回答子貢“夫子也信其筮乎”而做出的人們為何信筮的問題。現在的人們是斷章取義，而不連係後麵句子內容綜合分析(“唯周梁山的占卜，亦必跟從參與的人就會多了。謹止於此罷！”)。反而認為是孔子常占筮的高手，實是沒有正確的理解這句話而曲解了孔子。所以第二個“子曰”的內容就是繼第一個問題，闡述自己對“易學”的立場，是非常明確表述自己的立場觀點。

  “《易》我後其筮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後乎？”

  孔子表述自己的觀點是旗幟鮮明的，那些把孔子說成是一個不但相信占筮，還是一個常占筮的人，簡至是對孔子的褻瀆。

  再說，若按學界裏認為“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理解認為孔子成了善於占筮的人。豈不與《要》文裏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賜以此為然矣”的說法相矛盾嗎？子貢這說法不是已證明孔子以往常教育其弟子們，是反對占筮的。又怎能把孔子說成是常占筮的人呢？孔子若成了常占筮的，那麽子貢說的“夫子它日教化弟子曰”又如何解釋呢？孔子本是一位反對卜筮的偉大思想家，卻被今天的人因考古上發現了帛書《要》文裏的一句話，而不能給於正確的理解，反爾把孔子說成是善於占卦的人，這豈不是又製造了一個天下奇冤嗎？

  孔子一心一意的是要建立他的倫理道德秩序王國。孔子認為的是，都去行道德仁義了，自然有背於道德仁義的事情就消失了，那些祭祀卜筮之事也自然就不存在了。

  孔子在回答子貢的質疑時，強調要行“德”，“仁”的理念，無疑是不讚成那些祭祀和卜筮的行為。這是表現的孔子道德教化思想是與《論語》的宗旨是一樣的。這裏反映的卜筮的看法，也與《論語》裏“不占而已矣”的內涵相一致的。《要》文，體現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與卜筮的辯證認識，無疑又是理性的啟蒙。這種思想與《論語》裏反映孔子對《周易》的認識是相符合的。這是先秦儒者與後封建社會裏的儒者對占筮認識上的重大區別。

  孔子不但不信卜筮，還是一位反對占筮的先行者。孔子在《周易》學上的最大貢獻是從學術理論上把《周易》從史巫卜筮中分辨清楚。因《周易》產生之後被史巫蒙羞，孔子並不被卜筮之用的繇式《周易》外在格式所迷惑，而孔子看懂了《周易》內容的義理。

  孔子在對《周易》一書的論述，無疑在《周易》學術史上，是一麵光輝的旗幟。那些從考古發現的資料上，沒能正確理解，而曲解孔子，應當徹底的糾正。否則一次次，轟動中外，又讓眾多學者欣喜若狂的考古文化大發現，卻變成了先秦進步文化及思想家的罪證，那就適得其反了。若真是真實的證據材料還罷，可那是不慎重對待學問而產生的錯誤理解，勢必造成學術上很壞的影響。

  如“竹書《周易》的發現，被研究竹書《周易》的權威學者所下的一個結論：“在《易學》研究中有所謂“九六”的爭論。有的人認為“九六”之名是漢代的人加上去的，先秦時《周易》沒有“九六”。楚竹書《周易》的問世，真相大白，為這場爭論畫上了句號。……楚竹書《周易》的問世，證明了“九六”這個名稱，在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見“楚竹書《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濮茅右著 2006年版）

  我們認為這種結論下的還過早。以“竹書《周易》”的發現，就認為“九·六”爭論畫上了句號，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並且竹書《周易》資料鑒定時間的下限並未排除漢初。竹書《周易》又是海外古玩市場購回的，沒有考古出處。且不說其偽。就算竹書《周易》是戰國未期的傳本。竹書《周易》隻能證明戰國末期《周易》已經有“九·六”之說了。而“九·六”之說也正是戰國末期的產物。那麽，竹書《周易》自然不能證明《周易》原創時就有“九·六”的稱法，故不能說先秦時期《周易》已經有這些“九·六”之稱。我們認為“九·六”之爭畫上句號，正說明不是先秦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九·六”之稱，而是秦漢之際添加進《周易》文本的，說是先秦就存在的，顯然是錯誤的說法。

  又如《清華簡》的發現（清華入藏戰國竹簡），已有研究者通過對《保訓》篇的發布，而從其中的“侌（陰陽）之勿（物），鹹川（順）不（逆）”。這一句裏理解認為，《周易》在周文王時期已經產生。把“川”理解為“坤”卦解釋。這本是在傳播中，連竹簡上的文字都沒有統一規範及公認的說法時，以及竹簡的真偽還在爭論中(因竹簡是從海外古玩市場上購回的，並沒有出處)，可有人望字生意，就論證出《周易》如何如何的，那隻是以訛傳訛的說法而已。

  我們還是回到正題上來。孔子是春秋後期的一位偉大思想家，孔子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與論述，無疑在先秦時期為戰國百家爭鳴，開啟了理性之門，也為先秦時期那場中國式的啟蒙運動做了一個奠基。

  帛書《要》文反映孔子對卜筮與《周易》講德義的論辯，無疑是理性與進步的思想。那應是先秦最具有啟蒙意義的哲學思想了。那段話所表現的思想性，無論先秦，抑或是後封建社會，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古絕唱。再沒有人，也沒有典章裏出現過真對《周易》是卜筮是義理的辯證論述了。《要》文之後，縱然長達兩千年裏再沒有過誰能像孔子那樣精辟的對《周易》一書正確的認識過。但遺憾的是就這《要》文卻成了絕學，不傳於後世。正因是帝國的統治者，看到那理性的東西與帝王專治家天下的統治思想是不相適應，所以才庶蔽起來，隻能帶到墳墓裏去了。漢統治者把先秦《易傳》不適應統治要求的思想觀點刪除掉，而把適合的給保留下來。這才是帛書《易傳》裏《要》文不見天日的真正原因。

  孔子是老而喜好上了《周易》，雖然已發現了《周易》一書裏的德、義思想，可也曾感歎時間上來不及對《周易》徹底弄明白。弄明白什麽呢？自然是一部有古聖賢者的話，又是講德義思想的書，為何落到史巫者用於卜筮呢？當然孔子沒有時間弄明白史巫用《周易》卜筮的曆史成因，那時也沒有考古學，也不知道《周易》所用那套符號何時產生，又如何被史巫衍生為卜筮工具。麵對史巫用《周易》卜筮的局麵，孔子隻能認為“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塗而殊歸者也”而已。

  由此也已然表明孔子的偉大與理性。在先秦唯孔子發現了《周易》一書的真理，旗幟鮮明的表述《周易》是講“德、義”之書，並理性的向世人宣言:“吾與史巫不同，吾求其德而已”。無疑孔子的目的是想把《周易》從史巫手裏糾正過來，並致力於恢複《周易》裏的本來思想。

  孔子看到了《周易》一書裏的真理，可無情的蒼天沒有“降斯於大任”於孔子，若孔子多活上幾年，就能夠把《周易》的文辭和義理充分掌握了，也會懂清楚史巫為何錯把《周易》當卜筮而用的曆史成因。可孔子沒有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曆史重任，而孔子剛剛發現《周易》裏的“德、義”之聲，也被無情的曆史之門關閉了。這剛剛開啟的希望之門一關就是兩千多年。孔子對《周易》真知灼見的認識，被埋葬在地下，一埋就是整個後封建時代。帛書《周易》與《易傳》的考古發現，無疑對《周易》的再認識將起到大變化。

  也正如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他在《郭店楚簡的價值和意義》中說：“……這次大批簡書的繽紛出土和研究的逐步深化，勢必對中華學術文化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的，難以估量的影響。”

  而此文中引用了在香*舉行的“傳統文化與21世紀”學術會上饒宗頤先生的話：“近二十年的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大批楚簡的出土和研究，有可能給21世紀的中國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複興運動，以代替上一世紀由西方衝擊而引起的新文藝運動。”（《部分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饒先生的預見是可能的。有可能從考古發現的簡帛書上的研究，對傳統文化思想的新發現與對古典文化的再認識。看有多少先秦理性的東西而被黑暗的後封建社會裏所庶蔽。但願出現饒先生的那種願望的預見，而不是像學界裏從帛書《易傳·要》文裏錯誤的研究認為，把孔子變成一個非理性的人了。說孔子常常占筮，還是占筮高手，這恐怕不但不能帶來一場自家的文藝複興運動，而是帶來了一場封建巫術占卜算命迷信上的複興，那可是很悲哀的結果了。

  不但現在人因考古上發現的資料，而不能正確釋解，錯把孔子說成占筮者，還是占筮高手，無疑是對偉大孔子的褻瀆。而且在後封建時代為了神道設教，在非儒門的雜書裏及偽書裏同樣把孔子說成是占筮者，顯然與真實的孔子不相符。

  接下來我們順便說一說帝製早期裏哪些書籍把孔子說成是個卜筮者。

  ①《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

  “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呂氏春秋》成書於秦始皇統治時期，即統一六國前夕。是秦國丞相呂不韋，集合門下門客編撰的一部雜家著作。並不是出自儒門人的記載，無疑是雜家神道設教而篡入的。

  這雖是以孔子占筮來說明道理，但無疑造成孔子是位占筮者的錯誤影響。

  ②《孔子家語》

  此書裏有孔子筮得《賁卦》一說：“子常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謂之《賁》，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不受飾故也。”

  《孔子家語》應是漢時的偽書，而在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出土了漢墓竹簡中有內容與《孔子家語》裏有相近的一些內容，被定名為《儒家者言》。但《儒家者言》竹簡釋文裏並無孔子占筮一說，說明孔門弟子並無記載孔子占筮說法。

  實際《儒家者言》行文與《孔子家語》已大不相同，不是一個時代的文風。不否認《儒家者言》是戰國時期的。正如《係辭》到西漢才篡入大衍之數的筮術方法。《儒家者言》不是《孔子家語》的另種版本，兩者並不是一回事。隻能說《孔子家語》參考了《儒家者言》。或叫在《儒家者言》的參考上偽作了《孔子家語》。偽書《孔子家語》裏記孔子占筮說，無疑是從《呂氏春秋》裏篡入的，由考古上發現的《儒家者言》裏並無記孔子占筮說，也由此證明《呂氏春秋》裏所記是個妄說。

  ③《說苑·反質》：

  《說苑·反質》是西漢後期史學家劉向創作的一篇散文。

  “孔子卦得賁，喟然仰而歎息，意不平。子張進，舉手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是以歎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文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

  這裏已然是抄襲《呂氏春秋》裏的說法。

  ④《易偉乾坤鑿度》卷下

  “孔子附，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鳯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歎訖而後，息誌停讀，禮止史削。”

  《易緯》西漢末期產生。緯書，是漢代依托儒家經義宣揚符籙瑞應占驗之書，更不值一提。

  還有其它書裏所言孔子卜筮更不足以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