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先秦"易學"評論

  ——《周易》一書在先秦時期形成的"易學"派別

  第一章

  由《左傳》一書反映人們最早對《周易》的運用，也反映了先秦"易學"流派的雛形

  第三講、《左傳》一書記載諸侯國上層人物最早引用《周易》文辭直接用於說理，和醫、史"取象"用於說理

  第一節

  在記載(《左傳》)對《周易》一書的最早認識上，史巫當成筮卜而改編使用，是史巫看到《周易》裏的六十四畫符號，又有文辭，就改編為“繇式”結構，用於筮卜人事吉凶。那是史巫的錯誤認識，不等於《周易》本初就是為筮卜而創作。也不等於《周易》就是講卜筮的。得看《周易》一書裏說了什麽？要看內容思想。而不應被《周易》裏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拋開《周易》一書裏的思想內容，而認為是筮卜之書。更不能被今本《周易》的數字爻題所迷惑。我們在前節已講到了《左傳》裏的筮卜例子，看到那時的史巫，是如何用“《周易》筮之”的。有了《左傳》裏的那些筮例，就證明《周易》一書是筮書了嗎？那正是被《左傳》裏的筮例所庶蔽了《周易》一書的真象，可另一麵也正是由《左傳》一書記載了“以《周易》筮之”的筮例而印證了《周易》文本被篡改的曆史真相(正是所用《周易》名稱做為繇題成為《周易》被篡改的有力證據)。

  而在《左傳》裏同樣又有另一麵的記載，即把《周易》當作如《詩》、《書》那樣的性質來看待，來引用《周易》裏的文章句子，做為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物的道理，是與史巫筮卜完全是不同的認識，這應是不爭的事實。

  接下來看《左傳》所記春秋時期人們對《周易》另一種用法，當作義理之書直接引用。

  我們也將《左傳》一書裏記載引用《周易》的例子列舉如下：

  ①《左傳·宣公六年》：“六年春......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瘳語，欲為卿，伯謬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

  這段用現在的話是說:“六年春季…… 楚國攻打鄭國，講和以後就返回了。 鄭國的公子曼滿對王子伯廖說，他想要做卿。伯廖告訴別人說：‘沒有德行而又貪婪，他是應在《周易》裏的《豐》之《離》中的說法，不會超過多久，就會有危險。’隔了一年，鄭國人殺死了公子曼滿。”

  這是記鄭公子曾對伯廖說過想做周天子的卿士，伯廖就對別人說：“慢滿毫無德行又貪婪，恰好應在《周易》裏“豐之離”裏的說法，不會過多久，就會有危險的。”這裏的伯廖隻是引用了《周易》的《豐》之“離”名稱（“離”是春秋《周易》文本裏《豐》裏的繇題），而並沒有引用《豐》之“離”裏的句子（因春秋《周易》文本《豐》裏的第六繇辭是以“離”作為繇題，而《豐》之“離”裏的內容則是“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這句意思是“豐大的屋宇，遮蔽了家庭，窺視那些住戶，寂靜無人，看來多年不見人住，這正是殘暴統治所造成國家走向衰敗的景象。”），直接來喻說事理。而《豐》之“離”內容意思正恰當的所引用的事理。果然時隔一年，鄭公子曼滿就被鄭國人殺了。這是用《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句子道理，來引用而闡明事情的道理。

  ②《左傳·宣公十二年》“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凶。’執事順成為藏。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

  這裏的“《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凶’”。正是引用《周易》一書裏的《師》篇中以"臨"為繇稱裏的句子。而現通行本《周易·師》卦中還有這句話：“師出以律，否藏凶”，這是一字不差的。《宣公十二年》裏記載的事情是知莊子引用《周易》一書的文章是用來闡明事理，可不是筮卜的。

  《左傳》記載，在宣公十二年春季發生了楚莊王進攻鄭國，到夏季，晉國派軍隊去救鄭國。這支救鄭的軍隊的主帥是荀林父和輔佐的先榖，還有將領荀首，趙朔等，這支軍隊到達黃河聽說鄭已和楚講和，主帥要帶兵返回。而經過一番討論，先榖卻反對退兵，要自帶領所屬的軍隊渡過黃河，這就出現荀首引經據典，真對先榖的行為認為是錯誤的。

  這裏引用了《周易·師》篇中的內容，如同引用《詩》、《書》裏的文章句子那樣，來闡明事理。

  “《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凶。’”這在曆史上也是記錄的最早引用《周易》一書裏的內容用來闡明事物的道理。這“宣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90年，距離《左傳》記載周王室的太史用《周易》筮卜已過去75年。即《左傳》一書裏記錄的第一筮列75年後，在晉國的上層卿大夫人物是引用《周易》裏文章內容作為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理的。而《周易·師》篇的內容就是圍繞著用兵而講述的政治道理。在春秋時，諸侯國的上層人士，看來是讀懂了《周易》。所遇到軍事問題，就引用《周易》一書裏講述戰爭的理論文章來闡述道理。所引用的句子內容與闡明的事理是恰到好處。《左傳》裏這段文章大致意思是：“荀首說(荀首的諡號為莊，被人們稱作知季、知莊子)：‘先榖這些軍隊危險了。《周易》裏有這些說法，是在《師》 之＂臨＂ 裏說：‘軍隊出征全憑紀律，如果治軍不好，就凶險了’。執行順當而成功就是‘藏’，反其道就是‘否’。大眾離散是弱，河川阻塞就成為沼澤。有了軍律，如同律已那樣，所以叫律。執行不善，而且紀律枯竭了。從充盈到竭盡，阻塞而且不整齊，就是凶險征兆了。”

  這裏引用《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句子是在於說理，完全不同於史巫用《周易》裏的句子是用於卜筮人事吉凶。這就是春秋時期兩派對《周易》一書不同的認識。這裏引用《周易》裏的句子時，又不同於像引用《詩》裏句子那樣，直接稱《詩》曰，或《詩》雲。而在《左傳》裏凡引用《周易》一書的句子，則出現的是：“《周易》有之，某之某曰”這種用法格式，而不同於史巫卜筮出的說"以《周易》筮之"。如《左傳》裏第一筮例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觀，利用賓於王’。”而荀首引用《周易》時說的是：“《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藏凶。’”可這文章句子內容是出自《師》篇裏，而不是《臨》裏的句子。這種引用時的稱法與筮卜時的稱法則基本相同，這是什麽道理呢？這決不是後人說的是筮卜是產生了變卦的那種臆測的說法，這應是一種固定的對《周易》稱法，這隻因是當時的《周易》文本結構所決定的了。前麵已講述過這是春秋《周易》文本的結構形式所致。即使這種結構形式的《周易》，隻要看懂《周易》裏文辭內容的含義，豈能認為是一部卜筮之書呢？

  ③《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歸，複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複》之“頤”，曰：‘迷複，凶。’其楚子之謂乎？欲複其願，而棄其本，複歸無所，是謂迷複。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這裏記載鄭國的遊吉，從楚複命回國，告訴子展說楚王將要死了。認為楚王不修德政，反而在諸侯那裏貪圖進奉。遊吉為闡明楚王快死的說法，就引用《周易》的句子做為引經據典為論證的依據。

  這裏的“《周易》有之，在《複》之＂臨＂曰：‘迷複，凶。’”正是引用《周易》一書裏的《複》篇中的句子內容，來闡明“楚子將死”道理。《周易》裏的“迷複凶”，是指“迷途不返，就凶險了。”也可解釋為：“迷失方向，而不改正，就凶險了。”意思是在錯誤的道路上，不悔改，就是凶險的後果。遊吉引用這《周易》裏的話，隱喻楚王有錯不知改悔，不就是快死亡了嗎？這引用的句子再恰當不過了，增強了論事的說服力。這與史巫用《周易》裏的句子比類、聯想、附會人事吉凶可是兩碼子的事。這遊吉可是鄭國卿大夫級的人物，是代表鄭國出使它國的外交使者。這也反映了《周易》一書在春秋時期的上層卿大夫眼裏，是與史巫的認識不同，是被看作一部理論書籍，這在《左傳》裏是個涇渭分明的事情，這應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

  ④《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這是醫和為晉侯（平公）看病後出來和臣趙孟的一凡對話。醫和引《周易》裏的“蠱”來解釋平公的病情，即從“蠱”字意上又從《蠱》所用符號取象上來解釋平公病因。

  用白話文看這兩人的對話：“趙孟說：‘何為蠱’，醫和說：‘這是沉迷女色惑亂所引起的，從文字上說，蠱有蟲和皿組成。器皿裏有蟲就是蠱。穀子裏生出蟲子，變成飛蛾，也是蠱。’在《周易》裏表示女子迷惑男人，大風吹落山木也叫“蠱”。這都是同樣的東西。”

  醫和為趙孟解釋什麽叫“蠱”，即從“蠱” 字的組成上解釋，說穀子裏生出的蟲子，又認為《周易》裏“蠱”是“女惑男，大風吹落山木”來解釋什麽是“蠱”。把“蠱”解釋清楚了，也就說明了平公的病因了。醫和從“蠱”字是有‘蟲’與‘皿’組成，說明器皿裏有蟲子，這好理解是拆字分析法。後來就有以“拆字”來分析問命運吉凶的。又解釋穀子裏生出蟲子變飛娥也是“蠱”，這也好理解。穀子是盛在器皿裏才會生出蟲子的。那麽醫和說的“女惑男，風落山”恐怕沒有對八種取象筮卜上的專業知識就不好理解了。這是通過“蠱”裏的“六聯體”符號取象的說法（這種最早對《周易》的解釋，對後世“易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春秋時史巫筮卜，把六十四畫符號派生出八種物象說，後來把《周易》一書也約定俗成的稱卦了。《蠱》裏所用符號，上三劃為八卦裏"艮"取象為‘山’，又取象為少男;下三劃為"巽"取象為‘風’，又取象為長女。

  這是春秋史巫筮卜發展出的一套學問，已經不是《周易》原創裏的內容了。這醫和就是按卜筮上的符號取象說法來解釋“蠱”。這就是醫和所說的“女惑男，風落山”的來曆。因為“八卦”筮卜上，《蠱》卦符號裏的“巽”卦取象為風，又取象為長女。而“艮”卦取象為“山”，又取象為少男。因為醫和為晉平公看病時說，“病不可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意思“病已經沒法治了。這叫做‘親近女色，病同蠱惑。’這醫和看病也結合《周易》一書來論病道，可說奇特，雖醫和用《周易》“蠱”論病，如同采用春秋時期史巫筮卜上的那套說法，但並不是通過占筮而論，是直接通過《周易》裏的“蠱”名，按“八卦”取象來論平公的病因。雖用的是取象理論，但與筮卜還是不同的。???

  ⑤《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禦龍氏……’。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於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這裏記載的是一次在晉國絳城的郊外出現了龍，魏獻子就龍的問題請教蔡墨。蔡墨解釋了一大通，從以龍為姓氏的淵源，講到設立的官職上，及水官的廢棄，所以龍也捉不到了。在解釋中並引用《周易》裏《乾》與《坤》篇裏有關涉及到龍的句子內容，來說明古時是有龍的根據。蔡墨認為古時侯是有龍的，並以《周易》一書裏出現有關龍的說法來作為依據。“如果不是早晚都見到，誰能夠說出它們的狀態呢？”（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蔡墨引用《周易》一書裏有關龍的句子，來回答魏獻子問龍的問題，以增強自己認為龍存在過的說服力。這裏雖然蔡墨錯誤理解《周易》裏《乾》、《坤》兩篇文章裏出現的有龍之句，就認為古時有龍存在的依據。孰不知《周易》是用龍作比喻，是讓"君子"學龍的那種伸屈變化的本領。但蔡墨並不是用《周易》裏的句子如那些史巫用於卜筮，畢竟是引用《周易》的文章句子在闡明他要說的事物道理。這顯而亦見是當作理論書來引用。

  ⑥《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裏記：“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穀，深穀為陵。’三後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到這《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510年），而這例裏所引用《易》卦說法則出現了。已不同於用《周易》稱謂，而是用《易》卦。

  這很明確的出現了《易》卦的稱法。並且這裏引述《易》卦裏的內容論事理，也與一前的說法不同了。這裏是很明確的用“八卦”筮卜上的術語了，“雷乘乾曰大壯”。這時候“卦”字也出現了。直接把《易》說成為“卦”。也是用“八卦”裏的術語（雷乘乾）得出“大壯”一卦的名稱。這又是一種稱法。那麽這裏出現的“《易》卦”，是否是指《周易》呢？雖然《周易》裏有“大壯”一篇文章，也與這裏稱《易》卦而以“雷乘乾曰”所引出的《大壯》之名是一樣的。哪麽，是這裏的《易》卦，因有了“八卦”取象新內容的產生，而有別於《周易》一書，才用了一個“易卦”的新稱法呢？還是如同考古上發現的《歸藏》卦的說法呢？但通過《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裏記的這段話，無法明析這“《易》卦”的概念，是指《周易》，還是其它種的卦書，如《歸藏》式《連山》的那種“卦”書，因為這裏所引用的說法並沒涉及文辭內容。

  這一段話是史墨回答主子趙簡子的話，即沒有用《周易》一名稱，也沒有引用《周易》裏的內容，而是出現新稱法《易》卦，又是通過八卦名稱，而論說事理的。史墨就是史官，史官就是專掌占卜的官，自然引用《易》是以“卦”來說事理。同醫和引《周易》“蠱”中的八卦取象，“風落山”之為“蠱”，是一個說法。不過醫和沒有史墨的說法明確，而兩者所稱的名稱也不同。一個稱《周易》，一個稱“易卦”。史墨的“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這是一種新說法，這句話意思是：“在”易卦“象裏，代表雷卦在乾卦上，叫做‘大壯’。這是上天之道。”這裏史墨說的話，是通過筮卜上一套說法，即“八卦”納入六十四畫符號裏，變成了六十四卦符號稱法，而“大壯”卦符號正是所謂的“雷”（是八卦之一的震卦取象為“雷”），在乾卦（乾，也是筮術上的八卦組成之一。八卦裏的“乾”與《周易》一書裏的《乾》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之上。這裏說的話是通過《大壯》卦畫符號的八卦取象得出的。

  史墨通過《大壯》畫卦取象得出“天之道也”。這裏的“天”是乾卦的取象。這都是史巫筮卜過程發展出的東西，本不是《周易》一書原創的內容。到春秋後期已開始把八卦這種本是筮術的東西混淆與《周易》一書。又被史巫直接按八卦取象引用來說事理。雖然與筮卜不一樣，但用的是筮術裏的內容說事情。史墨本身就是一位史官，是屬史巫的身份。在《左傳》還有記述，史墨為趙筒占卜的例子。在《左傳》裏出現兩例，醫和與史墨，一個是醫，一個是史。史是負責占筮的官。而醫與巫，也是巫醫的稱法。自然懂得占筮，又懂得醫術。所以兩人，不經占筮就直接引用附在《周易》上的筮術內容來論事理。既不同於伯廖引用《周易》裏的篇名取其字意來論事理，更不同於知莊子，鄭子大叔，等人引用《周易》裏的文章內容來論說事理。史巫的身份與上層官員貴族身份不同。兩者引用《周易》說理，以引用方法與內容則是明顯的不同。一種是用《周易》文章內容的義理，而另一種則是通過筮卜產生的八卦筮術（八卦取象）理論來說事理。這也說明這兩派人物，都熟記《周易》，但理解的角度與運用則不相同。總之，這不同於史巫用《周易》於筮卜，這裏畢竟是用在說明道理。而史巫的直接引用八卦取象，稱《周易》或《易》這是混淆《周易》概念的開始，也是為後世對《周易》錯誤認識的根源之一。當然史巫（醫和與史墨）的引用《周易》一書內容，直接用於說理，這也是一種進步的表現。???

  從以上《左傳》裏引用《周易》的六個例子來看，無論是引用《周易》裏的句子，或是引用《周易》裏的名稱所作的解釋直接用於闡明事理時，則與《左傳》裏記載的筮例稱法不同，而是說“《周易》有之，在……曰”。這完全與史巫把《周易》當卜筮不同，顯然在上層人士眼裏《周易》就是一部理論書。

  我們通過《左傳》裏記載的幾處引用《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句子，以增強闡明其論說的事情道理，這在後來的修辭學上叫“引用”。這可是與史巫用《周易》裏的句子筮卜比類附會人事吉凶是兩碼子事。不能隻看到《左傳》裏的記載了春秋史巫用《周易》裏的句子比類人事吉凶，而忽視春秋時期上層人士把《周易》看待成理論書籍而引用，在於闡明事物的道理，就不加分析的認為《周易》一書是筮卜之書。

  以上是從《左傳》一書裏所舉反映春秋時期兩派人物對《周易》一書的運用。在史巫眼裏《周易》的文辭成了通神的兆示人事吉凶的神諭，而上層貴族卿大夫人士是把《周易》看作義理之書。這《周易》一出現，在春秋時期就是兩種不同的認識觀而同時存在著。

  《左傳》裏記載所引用《周易》，如同《詩》、《書》那樣直接引用說明事理。不過明顯出現了兩種引用用法，既取"辭"(《周易》裏文辭)引用和取"象"(《周易》所用符號上已被衍生出八種物象，後稱"八卦"取象)引用。無論取"辭"與取"象"均對後世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史與醫的"取象"說，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由"象"占(八卦取象卜筮)而引發出"象"理(取象說明事理)，即後世發展出龐大的"象數派"易學學說(當然是《周易》又被篡改成數字卦爻格式後，增加了"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