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比喻說理是特點

  第一講:《周易》寫作特征——比喻說理

  第四節

  以上通過對《周易》一書裏的比喻之句，做簡單的舉例分析。我們已知《周易》一書除了極少篇章沒有運用比喻外，而絕大部分的篇章中是運用比喻來推明事理。而且還有不少篇章，通篇就是運用比喻，象征來論證事理。這就體現出《周易》一書文章論述的特征——比喻說理。為何《周易》一書同《詩》裏的詩歌那樣，而用“比興”手法，這為理解《周易》哲學的認識方法提供了思路。即《周易》為何是運用比喻說理的思維方式？

  《周易》裏雖然沒有引述《詩》作為引用來論證事理，既不等於詩歌沒有產生，也不等於《周易》不受詩性思維的影響。雖然詩歌成集作為《詩》集晚於《周易》，但《詩》裏的詩歌出現遠遠早於《周易》，這應是不爭的事實。從《周易》文章寫作特征來看，《周易》作者的思維方法還停留在形象思維階段，不但借用昔日的經驗，並運用比喻來認知世界。而且《周易》還體現了《詩》裏詩歌的結構形式和“比興”方法。

  我們讀《周易》不但讀出哲學道理，而且還讀出詩的享受來。《周易》裏的一些篇章，段落句子，有著詩的工仗與韻律。可以說《周易》裏的篇章本身就是詩的體裁，詩的語言，詩的藝術手法。由此來看，《周易》是“詩性智慧”的結晶。

  詩是人類最早用來表達情感與思想的文化形式。近代德國學者哈曼強調“詩是人類的母語”。“十八世紀意大利學者維科在《新科學》一書中，通過曆史動態考察，揭示了在人類文明曆史的發展過程中原始思維的曆史作用。維科認為，原始的思維具有＂詩性＂的特點。所謂詩性，是指世界各個民族文明開化時期的一種普遍的現象和思維特點。維科認為這樣原始先民思維中具有的詩的＂形而上學＂，＂詩的智慧＂是原始先民在與自然萬物打交道的勞動實踐和生活實踐當中，在當時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情況下，依賴感官和簡單的思維認知自然萬物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他雖然同後來的文明時代的哲學，科學所具有的抽象的思維方式有著本質的區別，卻又不可避免地是文明時代各種科學的源頭。”（見《周易研究》2008年第五期，刁生虎的“隱喻思維與詩性文化”）

  那麽，根據維科的研究表明原始思維是具有“詩性”的特點。“詩性思維”是原始先民的思維方式。這樣來看，《周易》無疑受到“詩性”文化的影響，而體現的是“詩性思維”。

  眾所周知，《詩》裏的一些詩產生的早，而《詩》匯編成集相對較晚。而將《詩》尊奉為“經”，則更晚。現代學術上認為《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選集，所選的詩大約上至周初下至春秋中期。事實上中國的詩歌產生的很早。原始的詩歌應該伴隨著原始的自然語言同時產生。遠遠早於中國的那一部詩集——《詩》裏的詩作，隻是沒有保留下來而已。但《詩》裏收集的一些詩已早於《周易》幾百年前就產生了，這說明中國哲學誕生之前，先民表達情感和思想的文化形態是詩歌。詩無疑是原始先民表述情感與思想的文化方式，東西方都走過了這一曆史時段。維柯（也有用“維科”）曾將世界曆史區分為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人的時代三個時期。這種“三個時期”的劃分，更適合希臘文明曆史形態，並不是全世界的發展模式。雖然維柯的《新科學》全名是《關於各民族的共同性質的新的科學原則》，也並不能代表是個各民族曆史文化發展的普遍性規律。但維柯的“三個時代”的劃分中的三種語言中的神的時代的語言（各民族用的是同一種啞口無聲的語言，使用一些符號和實物）；英雄們時代的語言（是英雄徽誌，或是些類似，比較，意象，隱喻和自然描繪），可能符合埃及，希臘，中國，印度四個文明古國的古代曆史文化形態。維柯《新科學》的三段曆史分期法，應是從古希臘曆史那裏總結出來的。即神的時代，英雄的時代，和人的時代。三個時代有三種本性和製度。神的時代其中諸異教民族相信他們在神的統治下生活，神通過預兆和神諭來向他們指揮一切，預兆神諭是世俗史中最古老的製度。英雄時代有英雄們結成貴族政體。並由此實行統治，因為他們認為比平民有某種自然的優越性。人的時代，一切人都繼承自己在人性上是平等的，因此首次建立了一種民眾（或民主）的政體。這“三個時代”裏的“三種製度”，應是維柯從希臘文明描摹來的。

  “神的時代”本性和製度具有世界各民族的曆史發展初期的普遍性。“英雄時代”的本性和製度並不是世界各民族發展的必由之路，首先中國曆史上並沒有出現貴族政體。但維柯闡述的三個時代中的神的時代和英雄時代裏的語言，確實能夠代表中國古代語言的特征。

  維柯的理論中有一個重的概念，即“詩性智慧”。維柯的文化溯源研究表明，人類的先民憑詩性活動發生了創造活動。維柯所論述的詩性智慧的特點：一是感官色彩強烈，而是以己度物，二是想象的類概念，這簡直是針對中國古代人們的認知方法的總結。

  從維柯的理論來參照我們的曆史，不難發現三代（即夏、商、西周）處於神的時代，這是符合維科“神的時代”的劃分。對於神的時代裏的本性和製度，夏、商、西周確實存在多神的統治下生活。預兆神諭(占卜隻是一項內容)成為製度，到春秋戰國時期，結束了神的時代，但似乎並不是進入維柯所謂的“英雄時代”。春秋戰國時期並不是英雄們結成貴族政體，而是西周血緣貴族分疆而治的政體。雖然春秋戰國不符合維柯闡述的“神的時代”，爾後是英雄們掌權的時代特征，但春秋戰國時期倒是符合維柯闡述的英雄時代裏語言手段。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周易》哲學及其先秦諸子哲學所用的語言手段。若把先秦的諸子學說裏出現的“聖人”類比“英雄們掌權”可以的話，那麽中國從神的時代進入理想“準英雄”（聖人）統治的時代，這就不難理解春秋戰國諸子所用的語言手段裏的那種“意象”，“隱喻”，“類比”，“類似”等詩性智慧去認知世界。

  若把中國古代文明（秦統一以前）與希臘文明比較，也有相似之處，都從神的時代度過。希臘從神的時代裏經過荷馬（英雄時代）時代，才進入不完全的英雄時代與不完全的人的時代，即兼和時代。就是說希臘從荷馬時代進入城邦共和時期，既是貴族結成的政體，又體現了民主的政體。

  而中國的古代時期也是從神的時代度過中出現了詩，也出現了史詩，雖然不能與希臘的荷馬史詩相比，但都出現了“詩”，可以說都是在“詩”後進入“軸心時期”的，這一點又是相似的。中國在“詩”出現後，才出現《周易》哲學，並開啟了先秦的那場“精神運動”。希臘在荷馬時代後，同時進入“軸心時期”並掀起了一場“精神運動”。雅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符合古代東西兩大理性文化發源地的特征。東西方那場“精神運動”都是突破“神的時代”進入理性的時代，這一點是相同的。但東西方那場“精神運動”裏的哲人們在認知世界的“語言手段”卻不相同，故導致了東西方文化的重大差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的成因，不是本處討論的內容。我們通過以上維柯和雅斯貝斯的理論，意在說明希臘與中國雖然都是在“詩”後誕生了哲學，兩地都是突破“神的時代”進入理性的時代，但兩地哲學所研究的對象不同，而且所運用的“語言手段”及其思維方式不同。中國古典哲學繼承了“詩”的“語言手段，即“詩性智慧”。而希臘古典哲學家柏拉圖卻對“詩”與“詩人”進行了批判，而中國恰恰相反，不但承繼了“詩性智慧”，而且還推崇“詩性智慧”（孔子就是推崇發揚“詩性”理論學說第一人）。中國的第一部哲學，即《周易》哲學則是很好的例子，《周易》哲學的“語言手法”，無不體現的是“詩性智慧”。???故《周易》一書所運用的比喻說理方法，正是中國古代那個特定曆史時空下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