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憂患意識為政觀

  第一講:《周易》的憂患意識

  第五節

  “《易》為君子謀”。《周易》是一部救世之策，是為“君子”（統治者）講述治國安邦之策。

  《周易》又是一部人生哲學，因《周易》一書裏憂患意識特強，對人的生存同樣具有教育意義。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也就突出的是政治憂患。即讓君子安邦治國上常懷憂患意識。嚴格的說《周易》裏的憂患意識不是針對眾人而講，即不是對人生的命運苦短，命運無常上的憂患，而是針對“君子”所講的憂患，是讓統治者（“君子”）治國安邦上居安思危，防微杜漸，防患於未然。不過《周易》裏的憂患意識中引出了修“德”的思想來，《周易》裏的修“德”，又是從政治實踐中升華出來的憂患意識。修“德”成了“君子”趨吉避凶，安邦治國的法寶。這就是《坎》裏說的：“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政治理路。《周易》裏的“有孚”（愛）既是一個道德範疇，又是一個政治原則。故《周易》裏的憂患意識既突出在主體的道德性，而歸結到的是政治目的性，即針對“君子”對自己所處的政治處境與未來時刻抱有警惕自省，以修“德”而趨吉避凶上的政治憂患，目的是掌握統治策略與政治智慧。

  如《周易·離》：“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不能長久保持品德操行，是要承受其恥辱，前途艱難。）

  如《周易·遁》：“遁尾，厲，勿用有攸往”。“好遁，君子吉”。“嘉遁，貞吉，肥遁，無不利”。

  君子既常保品德操行，又要在仕途做好急流勇退。

  《周易·困》篇更體現的是政治憂患，(原文)“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臀困於株木，入於幽穀，三歲不覿。困於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無咎。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來徐徐，困於金車，吝，有終。困於葛藟，於臲兀。曰動悔，有悔，征，吉。”

  (譯文)“處於困難險境，卻能亨通，這是對賢德之人來說，沒有災禍，有這種說法，豈能不相信。等到屁股遭受了刑杖，又投入昏暗的牢房，三年不得相見（後悔莫及了）。受困於酒食宴會，佩著大紅色的綬帶接待方國的來賓，利用祭祀禮樂教化，征伐凶險，（禮樂教化）沒有災禍。否則絆著了後頭，又按著了蒺藜，回到了住室，不見妻子，豈不是凶兆。遭受了割鼻斷足之刑，這是迷戀於身佩紅色綬帶的顯位之中。後慢慢的脫離了這種境地，是利用祭祀。前來總是從容不迫，這是迷戀亨受於豪華舒適的金車之中，招致恥辱，是總舍不得失去這種享受。困於葛藤纏繞裏，身在動蕩不安的環境裏，有所行動，就悔上加悔，離開這種境地，吉祥。”

  《周易·困》篇的憂患，則是讓“君子”警惕政治仕途上的圍困與險境，別迷戀於高官厚祿與榮華富貴。這裏的憂患意識，就是來自於政治成敗經驗上的清醒認識。從政治經驗上的憂患所引申出的“修德”與“退避”，成為“君子”統治者趨吉避凶的經驗之談，也成為“君子”之治的世界觀與方*論。

  所以《困》後是《井》，即如何擺脫“困”的局麵，《井》篇給“君子”指明了方向。以“井”來寓意，使“君子”懂得養民的道理。作者憂患的是“井渫不食，為我心惻”。作者理想的“君子之治”是“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周易》作者的政治希望，是類如後儒的“仁政”。《周易》裏講的“有孚”就是“愛人”，後儒所講的“仁”，就是“仁者愛人”。而《周易》彰顯的正是“君子有孚於小人”，就是讓統治者愛百姓。“愛”是道德範疇，可在儒學裏則是一個政治準則。《井》裏的“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正是體現了先儒的民本思想。政治憂患的出路在於——愛，即執政為民。

  憂患意識是哲人對國家，人民命運前途的思考憂慮。“憂患”的含義本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周易》裏的憂患意識，就是讓“君子”在行為處事上，在治國安邦上居安思危。《周易》雖是真對“君子”而講的道理，但《周易》裏的憂患意識具有普世意義。

  如《周易·既濟》：“繻有衣袽，終日戒”（“華麗的絲錦美服，終會變成破衣敗絮，終日要小心戒備）。這種憂患意識豈不是對每個人都有的警示的教育意義。《周易》裏的憂患意識又是充滿著辯證法，可給人以深刻的啟示。《周易》裏的憂患意識，是基於對矛盾法則的深刻理解，是對王朝興衰存亡內在規律的重要思考，所以《周易》裏的憂患意識才凸顯到治國理政上。???

  為什麽儒者（嚴格地說，“儒者”即古代的讀書人，古代文人學者就是儒者）常懷著對人對事的憂懼心理，儒家強調“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係辭）》，這個“幾”就是隱微，即事物發展的苗頭。也就是在事物即將顯現而還沒有顯現的時刻，聖人能抓住時機，當進則進，當退則退，可伸可屈。這正是東方的政治社會所造成的“聖人”，“君子”不能不去研“幾”，人們從社會生活所得的經驗就是“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這種因農耕文化，近乎原始自然生活中抽象出的人生經驗，是用自然現象來說明人事道理，又被人們所接受，並成為認識世界的方*論。孟子講“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老子》裏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到《紅樓夢》裏的“好了歌解”，把幾千年的中國社會曆史一曲歌解，解釋得淋漓盡致，即把人生裏的自然與社會現象歸結為悲劇意識。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說什麽脂正濃、粉正香， 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埋白骨， 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煙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這種人生體驗令人驚悸。這所總結的人生命運的變化無常性，雖有自然的一麵（如死亡），但更主要的是社會造成的，正是帝王專製社會造成了人生命運的無常性。專製的王權社會不能不讓文人學者常懷憂懼之心，不能不生出憂患意識。“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成為人生的警鍾長鳴。

  儒者常引《詩》裏的一句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儒者是誰？即讀書出仕做官者。後封建社會裏的讀書人，是準備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權時代裏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樣沒有國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權與人格權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個精神上的人格權與尊嚴。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這畏就是怕。孟子不也說“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嗎？孔子也說過“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嗎？為何還有畏懼之心呢？在“天命”上儒者是最怕的。儒者不是勞動者，儒者是讀書人，是讀所謂聖賢之書的人，讀書的目的是求功名，窮儒要通過讀書來改變命運。是憧憬著書裏的“黃金屋”與“顏如玉”。求不上功名，求聞名，即立不了功，就去立德。“天命”是人的主宰者，在儒者看來，“天命”不可違。儒者求功名博得官祿地位，都是“天命”所賜。“天命”始終貫穿在後儒學的學說中。“天命”轉換到社會人生的現實裏就是“樹高易折，樓高易傾”，“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讀書不中，敬畏天來保佑。“天命”是儒家的頭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權，掌握著生殺之權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讓人畏懼。“滅門知縣”（“滅門知縣”，是意為一縣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縣太爺手裏，生殺予奪，全在知縣的一句話。在專製製度下，百姓麵對知縣大老爺的魚肉之舉，完全沒有社會救濟途徑，即沒有像現代民主國家裏的權力製衡機製），一個知縣可以滅門，能不讓一個書生心生畏懼。聖人的言語也是權威，是準則。《尚書》裏說“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渉於春冰。”《周易》裏說“履尾虎”，總跟在老虎尾巴後麵，能不畏懼嗎？當然在王權社會裏最畏懼而產生憂患意識的是讀書人。也是有功有名者與有產者才具有畏懼之心。而無功無名與無產者（即“小人”），也沒有什麽畏懼之心。也無需憂患意識，他們或許還在祈盼著天下大亂，在改朝換代中改變自身的命運，從中分得一份財富。所以中國政治哲學中的憂患意識，是針對貴族統治階層，而不是針對百姓所講的東西。因為百姓是統治者關心施愛的對象，是官之子民，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東西。如《係辭》裏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複》，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製也。”

  《係辭》的作者認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憂患意識，故才強調了那麽多的道德理念。《係辭》裏這一認為，不無道理。我們不考證“《履》講的是道理的基礎。《謙》講的是道德的樞紐。《複》講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講的是道德的鞏固。《損》講的是道德的修養。《益》講的是道德的增進。《困》講的是道德的規範”，這些被《係辭》的作者所認為的是否正確。但《係辭》的作者說明了一個道理，無疑是正確的，即作《周易》者有了憂患意識，才把道德作為了立世的根本。???

  自《周易》始為“君子”設定了道德性的建設，把道德顯然變成了政治謀略的促成條件，即“君子”的道德之目的成為了關乎政治成敗的關鍵。隻有心懷危機感和憂慮感的“君子”才能在眾邦林立的競爭中尋求立足之地。而憂患又可使擔當大任的“君子”經得住考驗。

  有了憂患意識，就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有了思考，有了沉思，才會對人生與社會有所認識，才不會對事物盲目的去迷信。《周易》作者的憂患意識，是對社會政治人生經過了一番沉思熟慮的理性思考，而產生了一部偉大的《周易》哲學，這理性之光，照亮了黑暗中的人們。

  有了憂患意識，才不至於像迷途的羔羊。有了憂患意識，才能產生覺悟而擔當起責任。有了憂患意識，才能看清未來而接近真理。

  也正是《周易》作者的憂患意識，才樹立起“有孚”（君子愛民）這麵高高飄揚於東方的民本思想大旗。如同有了蘇格拉底的憂患，把哲學從天上請回人間。如同有了普古斯丁的憂患（沉思），寫出了《懺悔錄》，把內心人生的苦難向上帝傾訴。如同有了笛長爾的憂患（沉思），寫出了《第一哲學的沉思》，才開辟出近代認識論上的新航路。正是有了哲人的憂患，人類的航船才不會在迷茫中盤旋。有了哲人的憂患，才指引著人類朝著光明路途向前。

  《周易》的憂患意識，是人類理性的起始，彰顯著人文精神。《周易》裏的憂患意識是對客觀世界及現實社會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及其所造成的事物的矛盾，而懷有一種積極向上主動的應對和預防意識。不同於宗教意識來源於對世界之不確定性的恐懼，而把自身寄托於神明，從而消除了自身的能動性。《周易》裏的憂患目的是讓統治者（君子）時刻覺醒，而提高執政與自身命運的警惕性。而轉化憂患的根本出路在於“君子”的道德性，這就是《周易》政治哲學上的一個顯著特點，並對其後的治國理政產生了深遠影響。

  總之，《周易》一書的憂患意識，雖然是對"君子"們講述的，但適用於各個階層的人。並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周易》告訴我們，無論在任何時候，人們都要頭腦清醒，必須保持憂患意識，隻有這樣，才能使個人得以平安，國家也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