⑸《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候曰：‘求諸候，莫如勤王。諸候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候，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占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複，亦其所也。晉候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於陽樊。左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大板於溫，殺之於隰城。”

  本卦例是筮出的《大有》，並得出的是《大有》中的以“睽”為繇題的繇辭，“公用享於天子”。此例中的“睽”是《大有》中的第三繇題。而今本《周易》“大有”卦裏的第三爻辭不過是以“九三”為爻題。無論稱繇辭或爻辭，其辭都是“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而這一筮裏隻引用“公用亨於天子”以及結合取象來解筮。此筮例中解筮出現的“戰克而王亨，吉孰大焉”，是從繇辭“公用享於天子”分析出的說法。而“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是取象《大有》卦畫中內卦“乾”卦為“天”，及《睽》卦畫內卦“兌”為“澤”來解出的認為。即從《大有》卦中的一繇辭及《大有》卦畫取象和繇題《睽》卦畫取象等字義來聯想、比附所認為是神示之意，以勸晉候(文公)勤王，而在諸候中樹立威信，建立大業的計謀。

  此筮例是在秦伯率軍駐紮在黃河岸上，目的是為了護駕周襄王回周京的背景下。狐偃進言晉文公，講了一凡勤王的道理，意在不能讓秦伯護駕周天子，而讓晉文公去勤王，樹立威信，建立霸業。晉文公聽了進言，就讓龜卜與占筮來‘先知’此事的吉凶，才筮出此卦的。先是龜卜，卜偃卜出“黃帝戰於阪泉的吉兆，而晉文公還要看看卜筮是吉是凶，又筮出《大有》卦裏的“睽”繇辭“公用享於天子”，這不都兆示著文公所想事情的吉兆嗎？卜偃又隻取象《大有》與《睽》卦畫裏的“八卦”《乾》“天”與《兌》“澤”，認為“水澤授受著天日的照耀”，豈不都預示著晉文公心想事成麽？最後也"真"的是迎接周襄王進入王城。

  從這則卦例來看，算卦是假托，而狐偃的謀略進言才是真。豈能相信卜偃筮出的剛好是六十四卦繇辭中唯一的“公用享於天子”這句繇辭麽？豈不相信那是卜偃順口講出的《大有》卦裏“睽”繇題裏的繇辭麽？這隻是給晉文公一個借口。即龜卜、筮卦都有神顯示兆示，還不去幹這事呢？文公也就有了信心。這種筮法，到像引用春秋《周易》文本裏的文句直接說理的那樣。不過八卦筮卜與直接引用《周易》裏的文句闡明事理是不同的功用與性質。筮卜是“神道設教”之功用，更能迷惑人，更能使人迷信，因為那時的人們認為龜卜與揲蓍都是通天的工具，即與神溝通的工具，能先知得神靈兆示的吉凶‘天機’。自然卜筮是非理性的巫術迷信活動，而直接引用《周易》裏的文辭闡明事理則是理性的人文智慧。

  （6）《襄公九年》：“穆薑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薑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這一筮例雖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例子，但與《左傳》中記載的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十一筮例中其它的筮例的筮法則不相同。其它十個筮例都是“變繇”筮法，而唯此例中所說的“是謂‘《艮》之《隨》’”則不是“變繇”筮法，因為這“《艮》之《隨》”之說，在春秋《周易》文本裏的《艮》中是沒有以“隨”做“繇題”的。

  此筮例先說的是“艮之八”，而太史解卦時說是“艮之隨”。這筮例上的“八”說，在易學上雖有定論，是謂占出的一個不變卦，即沒有“變爻”的卦，才稱“八”。首先把《左傳》裏的筮例以今本《周易》釋之，本身就是錯誤的，因春秋《周易》文本並不是爻式結構，焉能說“變爻”呢？除非這一筮例是其它卦書筮之的筮例。

  而此卦是穆薑薨於東宮之前，即要搬入東宮時而進行的卜筮，所得的“卦”是“艮之八”。而讓太史解釋這一卦的吉凶時 ，太史在解卦時卻說的是“艮之隨”。那麽，這裏的“八”說是何意呢？又如何將“艮之八”變成是“艮之隨”的說法呢？

  此卦例筮出的是“艮之八”，而太史所言是“艮之隨”。可這個“隨”則不是《艮》卦的繇題，因春秋《周易》文本中的《艮》中沒有以《隨》來做繇題的。

  若以《艮》卦畫( )，從第一基礎畫變起，而得出六個不同的卦畫來。即：

  1 2 3 4 5 6

  賁 蠱 剝 旅 漸 謙

  《艮》卦裏是以“艮之賁”，“艮之蠱”、“艮之剝”，“ 艮之旅”、“艮之漸”、“艮之謙”來做為六句繇辭的繇題稱謂，所以是沒有《艮》之“隨”的說法。

  那麽，由《艮》畫變《隨》畫，即所謂的“變卦”，就得有五個“變”畫出現。如：

  （因無法打出卦畫符號，此圖略去）

  若由《艮》卦變《隨》卦，就得出現五個變繇(後稱五個爻變)，即起卦時，出現了五個“變數”(或“六”或“九”)，由《艮》變出《隨》，這《隨》不是《艮》卦裏的繇題，那麽這“艮之隨”就是一個“變卦”說法了。可又為何出現“八”說，若“八”說是個不變卦的稱法，即後人所認為是個沒有爻變的卦，才稱“八”，這豈不是矛盾的說法麽？筆者認為《左傳》裏記載的有十一筮例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筮例。而十一筮例中有十例是“變繇”筮法。所謂“變繇”筮法，即在用揲蓍起卦時，先得出六個蓍數，這六個筮數隻能是從“六、七、八、九”中所產生。若又規定“六”與“九”是“變數”，即起卦時揲蓍出“六”或“九”時，就知道是變數，目的是在得出某一卦時，就又跟著得出某一卦裏的第幾繇(後稱“爻”)是個變繇，也就得出某一卦裏某繇辭，以此做為占問事項的占辭之用。

  這“變繇”筮法是與春秋《周易》文本作為卜筮之用有關，是以六十四卦裏的六個卦名稱(含卦畫)做為每卦裏繇辭的繇題排序形式結構所決定的。

  我們所看到《左傳》裏記載的以《周易》筮之的十一筮例，除此例外，其它十個筮例都是“變繇”筮法，可得到“某之某曰”的那種稱法，即得到某一筮例裏的某一繇辭。但人們會說，難道這十個筮例在起卦時都出現的是一繇變嗎？當然不會，隻是在於人為的規定。假如規定起卦時，見有“六”或“九”數是“變數”，就知道在“數”轉換成卦畫符號時，也就知道一卦中某繇辭就是“變繇”，以變繇辭做為斷卦的占辭運用。那麽在起出一卦，即通過“三”、“六”十八變得出個揲蓍之數時，如出現是二個以上的“變數”，即假定出現了三個變數，那麽就得出這一卦裏的三個變繇，是否要以三個繇辭來推斷所問事情的吉凶嗎？而《左傳》裏的十個筮例，卻是以一卦中的一個繇辭來斷吉凶，都是稱“某之某”(如“觀之否”曰、“屯之比”)。這就在於若出現了二個以上的“變繇”時，並規定以最先得出的一個變繇，或是最後的一個變繇，做為斷卦的占辭，就把一卦中出現二個以上的變繇這一問題給解決了。而不會在起出一卦時，出現四個變繇，而說：“遇觀之益，觀之渙，觀之漸，觀之否曰”。若在起卦時得出是《觀》卦中多個變繇，而按筮法規定隻取一繇辭為占斷辭，就得出是“觀之否”，那麽就會說：“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所以以春秋《周易》文本筮卜，若想得出某卦裏的某繇辭，就隻能是“變繇”筮法。

  如占出“乾”，若是第四繇、第六繇是“變繇”，即《乾》變《需》，若說《乾》之《需》，這隻能是“變卦”稱法，即有《乾》卦符號變出《需》符號。而《需》不是《乾》裏的“繇題”，即春秋《周易》文本裏《乾》中是沒有以《需》作繇題的。這就是說若出現兩個以上的“變”畫時，所變出的另一個“六聯體”的符號（當然也就知道這個“六聯體”的符號是六十四卦裏的某某卦）就超出了春秋《周易》文本的每一卦以六個卦名稱做繇題的範圍，隻有取一個“變”畫時，才不超出春秋《周易》文本裏的每一卦六個卦名稱做繇題的範圍，也就能得出春秋《周易》文本裏某一卦裏的某一繇辭來。正是春秋《周易》文本作為卜筮起卦的局限性，才有卦名稱為繇題的“繇式《周易》”再一次改造成以“六、九”為爻題的“卦爻式《周易》文本”。即今本《周易》就解決了起卦時出現兩個以上的變爻問題。

  若以春秋《周易》文本來卜筮，若起卦時出現兩個以上的“變”畫，就得規定二個以上的“變繇”出現後，隻看最初或最後的“變畫”確定為“變繇”，也就得出某一“繇卦”來斷人事吉凶。假如筮出《乾》時，看最初的“變”畫是第四畫，而《乾》裏排第四的繇題是以“小畜”稱之。那麽就得出“乾”裏的第四繇辭是本此占筮所得的占辭了，那麽，就會說：筮之遇“乾之小畜曰：‘或躍、在淵、無咎’”。若按規定以筮出最後的“變畫”(由筮出的變數即九或六來看第幾畫是變畫)對應的繇辭來斷吉凶的依據，那麽就是 《夬》，也就會說：“筮之遇乾之夬曰：亢龍有悔”。若起筮時是個沒有變數的卦，如起筮得《乾》而無變數，就按《乾》的畫符號的八卦取象或結合其“卦辭”來斷吉凶，也就會說“筮之遇乾之八”，表明筮出了一個無變的卦。那麽，這一筮例中出現的“八”說，是不是代表沒有“變”的卦呢？

  這一筮例裏的“八”，既是指筮出一卦是個無“變”之卦代稱，也不能當數字“八”理解。這一筮例裏的“八”，既是代表筮出一卦裏不變之畫的稱法，又是指那個不變之畫的寫法。

  對於這一筮例中出現“八”的說法，已在“《周易》文本說”裏有詳細的解說，故此處就不再做詳細的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