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部《周易》，2千多年來，都說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難怪人們跟著人雲亦雲，眾說紛紜。

  不過對《周易》雖說是眾說紛紜，但從古到今在說法上不外三大主流。

  一是自《周易》一書出現後的先秦至整個後封建時代，上層的知識界不以為《周易》被史巫用於卜筮過而遺棄《周易》，而自始其終都在引用《周易》裏的文章句子直接用於說理，把《周易》看作與《詩》、《書》典藉一樣而引有。到取消“五經”、“四書”在中國思想界的壟斷地位後，這一傳統現象也就斷裂了。這可以稱為“義理引用《周易》經典流派”。

  二是自先秦的春秋始，巫史通過畫符號占筮，並改造《周易》原創文本裏的文辭當占辭。雖然孔子從理論上給予《周易》義理闡述，到戰國時代，在諸子的典章書籍裏，已沒有了以《周易》占筮的記錄，並且從理論上排擊占筮思想。自秦漢帝王專製始，巫術占筮複興，而理論上又把《周易》筮術化（首推《係辭傳》）。自“三聖”《易》說成為易學上的權威，《易》也成為五經之首的經。自此《易》經成為神秘主義思想的活水源頭。《易》經也與占筮說形影不離了。雖然漢京房建構出新的“八卦納甲”筮術把《周易》的“文辭”客觀上從八卦占筮中分離出去。算卦上不再借以《周易》裏的文辭當占辭而比類人事吉凶，而采用的是五行生克出六親模式，並通過四季、月令、旺象而比類人事吉凶，客觀上對恢複《周易》義理的研究不在受占筮說的影響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兩漢的占筮中，不在把《周易》的文辭當占辭了，到魏時終於出現了王弼繼承先秦象數義理以及文字“訓詁”方式注釋《周易》的義理思想，這是《周易》學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當然這劃時代的轉變是相對把《周易》當占辭看待來說的。因為王弼對《周易》所做的“注”，也沒有把《周易》原創的義理給注釋出來。自宋圖式易學的出現，更主要是朱熹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說，並以占筮角度對《周易》進行注釋，而形成了朱熹的“死角”， 《周易》與占筮再次被扭曲在一起了。雖然明清的占筮上是運用的“八卦納甲”五行生克方法，但國人由於朱子之說，再也抹不掉《周易》與算卦等同看待的習俗了。至到今天的學界裏多是步朱熹的後塵，而把《周易》理論上說成是占筮之書，而在算卦批命行業的應用，並不用《周易》一書的文辭做“占辭”了，卻打著《周易》“預測”的旗號，而實際運用的是八卦納甲，五行生克的那套筮法。

  這自後封建時期至今在算卦上雖然已拋開《周易》的文辭當占辭，但總把《周易》與占筮攪和在一起理論，特別是今天更甚於古人。

  這可稱為“占筮引用《周易》文辭及空打《周易》旗號占筮流派”。這在中國的曆史上又可分為兩個時段裏的兩種稱法。

  先秦時期的春秋，是占筮引用春秋《周易》裏的文辭當占辭的時期。

  而自漢京房建構“八卦納甲”筮術至到今天，在算卦上不在引用今本《周易》裏的文辭當占辭，可已然打著《周易》（或《易經》）的旗號，而應用的是八卦納甲筮術。

  這樣就可稱為：春秋占筮引春秋《周易》文辭流派；現代空打《周易》旗號算卦流派。

  第三主流是以象數及結合《周易》文辭注釋《周易》義理派，這可簡稱為象數義理派。

  自《易傳》到後封建社會裏的王弼、程頤等至現代的黃壽祺等重多的《周易》注釋本者，都是以象數並結合《周易》裏的文字字義，而對《周易》進行義理解釋，這是相對把《周易》當占筮說的主流派，也是曆史上“易學”的主流派。

  而曆史上並沒出現所謂純義理注釋《周易》一書的。中國的“易學”史實是以象數解釋《周易》的學術史。在以“象數”釋解《周易》的曆史過程裏，也有所區別。即運用“象數”釋解《周易》是孰重孰輕的區別。但總體都不離“象”、“數”去解釋《周易》。這一曆史現象中，古與今在以象數解釋《周易》一書也有區別，即“訓詁”與“注譯”的區別。在整個的後封建社會裏隻有“訓詁”式的注釋《周易》，而沒有譯文《周易》一說。而現代以來隻有注譯式的《周易》版本，而沒有古代的那種“訓詁”式的注疏本《周易》了。但都或多或少的都不離象數而說《周易》。

  還有一個現象，即今與古也有所不同，古代在以象數注釋《周易》一書的義理時，在理論上是雙重性質的看待《周易》。唯王弼以象數注釋《周易》時不涉及《周易》性質的理論，也把《易傳》裏凡帶“卦”稱的的《易傳》文章排除在外而不做注。唯王弼例外，古代凡對《周易》注釋的象數義理者沒有不認為《周易》有占的功能，這是受《係辭傳》的影響，更是今本《周易》結構形式影響所致。古代雖都以象數注釋《周易》的義理，以訓詁式把《周易》注釋發揮為封建帝王時代裏的義理思想。但理論上確把《周易》做雙重性質看待。即是說理論上把《周易》說成有“占”的一麵，而在對《周易》的“訓詁”全是帝王時代裏的義理闡述，並不顯占筮內容的這一奇特現象。

  而現代以來，注釋《周易》者，從理論上不再與古代人那樣看待《周易》是雙重的性質標準，而定性為“卜筮之書”的一種性質標準了。這是當今學術界上的主流認識，我們前麵所舉例的名流大家，沒有不認為《周易》不是占筮之書。但現代以來對《周易》一書的注釋上不同與古代的“訓詁”方式。而對《周易》裏的文字，做直接的注解，雖加雜有一些“象數”之說，但“象數”之說與古人相比不為主要，主要的是真對《周易》裏的文字句子，做注釋或譯文。但還沒一部比較接近《周易》原創的思想內容的譯注本《周易》來。這又是一種奇特現象。理論上把《周易》定性為卜筮之書的今天，而注譯本《周易》裏看不明白是講占筮的內容，與真正卜筮之書的內容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回事。古今這兩種對待《周易》一書的怪現象就自然而然的發生著，也被學術界裏接受著。

  這裏說古代理論上對《周易》一書是雙重的性質標準看待，而對《周易》的注釋上是以“訓詁”方法進行，一“訓”就偏題，從《周易》裏“訓”出的是後封建社會的道德政治觀念。

  而到了現代的社會裏，反把《周易》從理論上做單一的為卜筮之書的性質說，而對《周易》裏的文字注釋翻譯上沒有注釋出卜筮算卦上的內容來，通過對《周易》裏的文字直接注釋與譯文，多多少少看到的是在講述一些道理，而一些譯注《周易》的書籍裏某些簡單的譯文還比較接近《周易》裏的原創時的哲學思想。

  以雙重性質說《周易》的古代，以象數注釋《周易》，而“訓詁”出封建帝製社會裏的道德政治觀。而以“卜筮”性質說《周易》的今天，反而注譯《周易》裏的文辭，逐步接近《周易》文辭的原創哲學含義。能不認為這是古今《周易》學上的一個奇特現象麽？那麽，為何那些研究機構與研究《周易》的學者，視而不言呢？

  綜上，從曆史發展上來看，不外三大主流說《周易》者。

  從三大主流說《周易》，解《周易》，引用《周易》來看，對《周易》一書的性質已然是偏重於義理學說。這正是後封建社會裏一直把《易》作為經首地位並沒有動搖過的根本所在。後封建社會裏看重的正是義理的《周易》，而不是筮卜《易》。當然後封建時代裏並不排擊占筮批命的習俗文化。雖然古代裏無論引用《周易》直接用於說理，還是以象數解《周易》義理，但多是“跑題現象”，那是傳統“訓詁”方法的時代所致。但畢竟從義理上解釋《周易》與把《周易》當筮卜看待是不同的兩回事。

  那麽《周易》一書到底是一部什麽性質的書呢？這正是筆者要論證的主題。

  筆者認為《周易》是哲學，從其內容來看是一部政治哲學。從時間的產生來說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學。

  筆者把《周易》定性為一部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政治哲學，是關於封建社會裏的政治學說（這裏說的封建社會是與後封建社會不同的那個西周後期的封建社會）。是為“君子”(西周分封下的諸侯、貴族)們講述“修身、齊家、治國”的政治道理。按現在哲學上的分類，應屬政治哲學。

  筆者說的《周易》哲學，與古今圍繞今本《周易》闡發出所謂的“義理”或“哲學”不是一個內涵。筆者說的《周易》哲學，是揭示了《周易》原創內容的真實哲學思想。所以筆者的說法與筆者前麵總結的曆史古今對待《周易》之說之用的三大主流都不同。但正是筆者從曆史古今形式的三大主流說《周易》中所總結得出的啟示與證據。

  筆者即認為《周易》是哲學書，就要論證其哲學內涵。

  筆者即認為《周易》不是占筮之書，就要論證《周易》為何被史巫用於占筮的成因以及八卦占筮與《周易》的混淆所批斷人事吉凶的根本理路。

  筆者即認為《周易》不與象數有關，就要論證象數說《周易》的曆史成因與錯誤習成。

  總之，筆者認為《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是有立得住腳的充分根據的。不是空泛的一些理論，而都是通過實質的內容來擺事實講道理。這就是要從下麵一一的讓事實說話，來證明《周易》是一部哲學書，而不是占筮之書。也不是古今“易學”上的那些“象數”說法。也不是古代“易學”上闡釋的那種“義理”內容，更不同於今人說的“陰陽八卦”、“太極”、“本體論”哲學思想的說法。筆者所說的《周易》哲學，不是從《易傳》及“易學”裏求得的哲學思想。而是從《周易》原創六十四篇文章中所得出的哲學思想。是剝離了"繇題"及"九·六爻題"被改造的《周易》。筆者所得出的《周易》哲學是要從以下事實中求證出的哲學，即《周易》與“畫符號”說。《周易》與占筮說；《周易》六十四篇文章譯文與解說；《周易》哲學思想解讀。通過這一係列的內容，以證明《周易》是一部哲學書。所以筆者的《周易》哲學是一個前無古人說法與內容。是對前人的突破與重大發現。但筆者是綜合了古今各種各樣《周易》說法上的啟示與突破。這種突破是指“易學”上的突破，而不是《周易》上的突破。這種突破旨在恢複《周易》原創文章的本義而已，不再讓《周易》神秘下去，也不在讓《周易》人雲亦雲，以訛傳訛下去。也不再讓西方人跟著我們對《周易》一書的錯誤認識，而誤解《周易》。???

  本篇小結

  從《周易》文化發展的曆史來看，由於《周易》這部政治哲學書籍，在傳承過程被巫史篡改成“六繇式”(春秋文本《周易》)到“六爻式”(今本《周易》)的卜筮形式後，其後在流傳的過程中便逐漸分化為兩種傾向，特別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後，形成了《周易》文化的兩種傳統。一種是發揚《周易》文辭的理性成分，視《周易》為講哲理的典籍；另一種是繼承了占筮的迷信形式，把《周易》當成占卦算命的工具。前者屬於“學”（義理）的領域，即儒家“易學”的傳統；後者屬於“術”（數術或占術）的領域，即八卦算命的傳統。這種分化，始於春秋戰國時代。“學”的傳統，始於《大象》作者，繼承者孔子。孔子讀《周易》，取其義理之義，繼承發揚了《周易》裏的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想。孔子提倡人道，排持神道，倡導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孔子視《周易》為改過遷善之書，認為學習《周易》可以提高人的智慧和道德境界。

  帝製時期編篡的“十翼”，其中的一些篇章，既繼承了先秦儒家對《周易》義理學術的傳統，也繼承了先秦把《周易》當做占筮工具而進行其筮術的理論，並開始使《周易》學術走向神秘化。

  漢代，研究儒家經典的學問，稱作“經學”。研究《易經》（今本《周易》加《易傳》）的學問，稱作“易學”。其特征是：依據《易傳》對《周易》的解釋，即“亦筮亦理”的對《周易》進行闡釋，而“易學”越來越偏離了《周易》的本義。雖然傳統“易學”使其《周易》越來越神秘化，但傳統“易學”，所對《易經》（即《周易》加《易傳》）探討和闡發出道德政治學說，這一傳統，從漢代開始一直延續到近代，為曆代儒家學者所繼承並予以發揚光大。在“易學”史上，大多數的易學家並不是對《易經》作占筮算卦的解釋。

  但是，自春秋（以《左傳》一書記載）時期，史巫“以《周易》筮之”而聯想、附會人事吉凶的神道工具，以至於至今在人們心目中烙下了《周易》是卜筮之書的印痕。

  到了漢代，伴隨著經學的確立，《周易》和“十翼”被尊奉為五經之首，無論上層與民間，也不再以《周易》裏的文辭作為卜問吉凶的依據活動，在民間廣泛流行起來，是各種“易侯”占術，而最終形成以京房的“八卦納甲五行生克”之術為主流。從而形成了《易經》文化上的“八卦術數”派。這一派對待《易經》的態度是：一不詮釋《易經》，二不研究其中所蘊含的義理，隻是打著《易經》來占卦算命。在漢代，《易經》文化中的八卦算命派，已經成為一種謀生的行業，已與“經學”家是同途殊歸（即打著《易》文化，而與“經學”之《易》不是一回事）。所以，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誌》中將占筮一類的著作列入“數術”類，同經學和子學的著述區別開來。自漢代以來，研究《易》（即《易經》）的易學，一直與八卦筮術截然分開，兩者所研究上的區別是很分明的。 近年來，在國內出現的“周易熱”中是魚龍混雜，那種打著《周易》或《易經》的旗號而行八卦納甲算命騙取錢財的行當又沉渣泛起。一些教授、學者還撰寫了一大批算命的書籍，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大批的算命從業者，打著《周易》或《易經》‘預測學’的旗號下，兜售神秘主義，宿命論，並成為街頭算命先生和各種江湖術士的精神支柱，這與現代社會進步是格格不入，同時阻礙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民族的振興、國家的發展，所需要的是理性與科學，而不是愚昧與迷信。 《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周易》的本義，在於哲學思想 ，而根本不是什麽算命之書。應繼承和弘揚孔子理性的《周易》學術傳統，而抵製各種愚昧迷信行為，並以科學精神、科學方法，來研究和繼承《周易》這一珍貴的哲學文化遺產和精神財富。也為其民族文化自信，應讓更多的世人能夠真正的認識《周易》，認識我們最早的古代裏也有理性的思想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