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後封建社會時期裏沒能有哲學上的突破，而在一個大分裂的時空裏，文化精英層雖然早已厭倦官方指定的儒家經典作為指導思想和行動的指南，可在這大分裂的時期裏文化精英們雖然遊離於儒學之外，做起了慌談不經，怪異不羈，行為無常的名士風流行為，而不聞，不問政治。而所謂有良知的文人又回歸到“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傳統的文化老路上去了。為何不能創新與突破，反而帝王專製理念在宋學裏得到如此的登峰造極與鞏固完善。這一課題更應引起深入的研究與反思，雖有政治經濟文化上的眾多因素所致，可能根本的是傳統思維方式無法突破，使傳統習慣占據了統治地位，那麽又是什麽支撐著這傳統思維方式不能突破呢？那個時代的社會所以是一個停止不前的社會，如同黑格爾閱讀歐洲中世紀的哲學思想史時，如同在茫茫無邊的黑暗海洋之中，而讀到笛卡爾的哲思想時，如同在黑暗無邊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陸地的感覺。也正是笛卡爾的方**，開啟了歐洲近代哲學上認識世界的新航路，笛卡爾不愧被稱為歐洲近代哲學之父。

  我們的古代中國畢竟要走過二千多年的帝王遂道，才能等到西方文明的聖火燃亮，才能使那周而複始構建起的帝王專製遂道的崩塌。而中國後封建二千多年裏的社會膜拜的對象不是富有創造性的人物，而是已故的先聖（或先秦元典）的言行，這就使傳統習慣一直占據了統治地位，所導致中國周而複始那種政治體製的存在無論時間再長，而思想意識是停留在先秦的文化學說的時代裏。隻能回歸到“我注六經，六經注我”的文化模式上，也就理解了到大分裂的時期，王弼又回到注釋先秦的經典上去的思想動機。王弼的思維方法已然是傳統的，因為他本身就包圍在傳統裏，也不可能突破傳統，他的同時代裏的精英一樣是受傳統的，封閉的，專製性的社會化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文人。王弼注《周易》隻能又一次彰顯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為唐朝太平盛世裏做“正義”之範本，成為教育學子的必讀之書（即王弼注，被孔穎達奉旨編撰“五經正義’做為《周易》正義注本）。王弼隻能回歸到傳統裏，尋找治世的理論。王弼的“易學”自然被後世學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們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學問家的紀昀對王弼“易學”的評價：“易本卜筮之書，故未流浸流於讖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平心而論，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為有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

  看這“易學”之說上常犯常識性邏輯錯誤的說法，紀昀同樣開口認為“易本卜筮之書”，先給《易》一個定性，卻與評價王弼的“易學”之功，豈不是自相矛盾了嗎？既然認為“易本卜筮之書”，卜筮是數術，是巫術的一枝，還讚許王弼“闡明義理，使易不雜於術數者，弼深為有功”，這是何意呢？已認為《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種術數，那麽就不要指責“未派浸流於讖緯”。既然中央**把卜筮之書的《周易》做為官方的“五經”之一上升到意識形態裏的統治地位，那麽漢儒，即那些讀《易》經做學問的人們，為何不可以去發展光大卜筮呢？因為中央**不是把卜筮之書做為《經》了嗎？那麽漢易學家，不能不浸流於讖緯之中了。因為認為五經之一的《易》是卜筮之書，自然要發揚光大的是卜筮呀？那麽讖緯恰恰就是與筮卜學問是相輔相承的了。既然你記昀也認為“易本卜筮之書”，這卜筮之書為何被帝國中央**納入經首而尊奉呢？清代也不例外把“五經四書”做為學子入仕的必學必考課目，既然帝國官方把都認為是卜筮的《易》做為經之首，也正是讖緯才能發揚和光大這筮卜的神秘東西呀？你記昀還有何指責呢？那麽還讚許王弼何幹呢？

  “易本是卜筮之書”，你王弼研究《易》不去從筮卜術數上去發揚光大，而去闡明什麽義理呢？使《易》不雜於術數者，豈不是不務正業，胡說八道了嗎？因為“易本是卜筮之書”，就是講算卦的那套東西。算卦與人文哲學書是有著質的區別，你王弼若想闡明人文思想為何從一部筮卜書裏去闡發什麽義理（哲學）呢？豈不是精神不正常了嗎？不是不務正業的人呢？這不是按記昀開口認為的“易本卜筮之書”的邏輯推理嗎？記昀的邏輯錯誤至到今天一些學者都不以為，同樣認為“《易》本是筮卜之書，因有了《易傳》才改變《周易》一書性質，就成了哲學書”。這種說法比記昀會玩文字遊戲，而記昀評價王弼的易學之功的那段話的前言與後語是自相矛盾的，若不矛盾就改變“易本卜筮之書”的那種說法。但幾千年來的學者沒有不受春秋史巫用《周易》占筮及附加進去的“象數卦學”的“易學”影響，而把《周易》說成是卜筮之書。正象這記昀的說法，認為“易本卜筮之書”，那麽“漢儒浸流於讖緯”，就不能指責為“未流”，也別讚許“王弼深有功”。若認為“易本是講義理之書”，那麽“漢儒浸流於讖緯就是未流”，而讚許“王弼深為有功”那就非常正確了。

  上麵紀昀對《周易》的說法可是代表清學界裏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

  我們不能不認為王弼深有功，有功之處是想把《周易》一書從“象數八卦筮術”裏奪回來，不讓算卦的玷汙了神聖的《周易》義理。因為王弼認為《周易》本身是義理之書，才從義理上去注釋《周易》，而缺陷的是王弼也不能排除史巫附加到《周易》頭上象數卦學，王弼也就以卦象卦學來注釋《周易》裏的義理思想，這無疑是排擊了把《周易》當成筮術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沒的。

  而唐朝孔穎達奉旨編疏《周易正義》，自然選中了王弼對《周易》所做的"注"，孔穎達又進行了疏解，前麵在“《周易》文本說”裏已舉例《周易正義》（或叫《周易注疏》）的範例，此處就不在對唐朝對《周易》的釋解做講述了。

  而唐朝的學界裏也不凡引用《周易》裏的文句直接用於說理，這同漢朝裏的典章書籍引用《周易》的道理一樣。當然唐朝裏筮術並沒有消失，而且在唐末又建構出八字批命術，與八卦術並駕齊驅了，成為中國人知天命又有了一項“法寶”。

  唐朝孔穎達奉旨編《周易正義》是以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傳》、《象傳》、《文言》和韓康伯所注《係辭》、《說卦》、《序卦》、《雜卦》為藍本。孔穎達等人將王韓注合並，然後對《周易》、《易傳》以及王韓所注進行疏解，形成了一部龐大的注疏文本來，以此成為唐代科舉取士的標準教課書，體現了唐朝一統政治裏再次看重儒家經典。因政治上的需要，恢複傳統上的王道思想，而排擊漢象數占筮易做為正統思想，這是唐帝國從漢亡及魏晉南北朝大分裂政治裏所吸取的曆史經驗，又一次認識到先秦儒學對王權統治的必要性。自唐宋明清更進一步加強對儒學的統治地位，但筮術易，雖不象漢時那樣受到皇帝的重視，而後來的帝王們雖不明目張膽的提倡，但帝國也並不排斥，而各種術數、道術並沒消弱，反而體係越來越繁雜與龐大。自唐末宋出建構出的八字命理術數，後來的帝國裏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無不迷信於在各種命理、陰陽風水中，國人都再也無法突破強大的“命理”文化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