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魏唐時期義理釋《周易》的複興

  到魏時自王弼力排漢象數釋《易》，而恢複先秦義理釋《周易》的傳統。王弼注釋《易經》，成為後封建社會裏所謂義理釋注《易經》的範式。

  曆史由大一統到分裂為三國的時期裏，魏國裏的王弼注釋了今本《周易》一書和《易傳》裏一部分內容，被後人及今天認為是創立了義理學派的鼻祖，也在“易學”上有了學派之分。

  王弼《三國誌》裏無傳，他的事跡在《三國誌·鍾會傳》裏有寥寥數語：“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注易及老子，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三國誌》裏說的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對《周易》做了注釋，包括對《易傳》裏的《文言》、《易傳》、《象傳》進行了注，而不對《係辭傳》、《說卦傳》、《序卦》、《雜卦》作注，這正是王弼的慧眼。

  對王弼注《易》後人給予很高的評價和稱道，說王弼的“易學”是掃象數而歸義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為一般的公認。

  說王弼注《易》為義理派也沒有錯，這是與漢象數易學相比是正確的。但說王弼“盡黜出漢代象數，純以義理注易”就不正確了。王弼是盡黜漢代象易學把《易》指向筮術占驗上的那些東西，而沒有盡黜漢代以象數把《易》指向義理上的那些東西，並切王弼也同樣用“象數”注釋《周易》。說王弼盡掃象數是抬高易學上義理釋《易》的說法而已。

  自先秦到後封建社會裏的“易學”，沒有什麽純“義理”釋《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學”都離不開“象數”以解釋《周易》。為什麽呢？因為《周易》一書出現在社會麵前，是先有史巫用於筮卜的麵目出現。《周易》裏並切有六十四個畫符號，及後來添加進去“六九”爻數之說。自漢的《周易》傳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結構形式的《周易》文本。這些“象”與“數”就與今本《周易》一書不離不棄了。

  自先秦“易學”學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說。而《易傳》裏的《係辭》與《說卦》更是從理論高度給於今本《周易》裏的“象”與“數”的理論化。

  “易學”之前的《易傳》就開始以“象”釋《周易》，隻是“易學”之前《易傳》裏的《彖》、《象》雖以“象”釋《周易》，而指向的是義理，並非占驗筮術，這是不容混淆的兩種概念與質的區別。

  自《係辭》始，把筮術與義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兩漢“象數”占驗筮術的大發展。而到東漢後期，又開始從象數占驗筮術易學裏走向以“象數”釋解《易》經（《周易》加《易傳》）的義理。如《周易集解》裏收集的那些象數易學者釋《易》的內容。王弼隻是把漢象數占驗筮術上的那些繁雜的學說而不入釋《易》的義理之中，這是很正確的。

  但王弼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數”學說，他不可能盡把“象數”，若掃完、掃盡了，後來的“易學”，也不是今天所看到的那種了。他同樣無法揭示今本《周易》一書的“六·九”來曆，也無法揭示六十四畫符號與《周易》的關係。也無法說明史巫為何“以《周易》筮之”的曆史原因，他無法說清楚這些東西，他就無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書上的“象數”之說；他無法排除“象數”，就不可能掃盡什麽“象數”。他已然是以“象數”來釋解《周易》的。隻是從“象數”裏引向的是儒家的義理，已然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來注釋《周易》，也沒有把《易》玄學化，即老莊思想化。

  王弼注《周易》相對漢象數易學來說，確是時代的新風，這與他成長生活的時代背景有關。但王弼注釋《周易》沒有超越先秦取象義理釋解《周易》的方法，即方**上沒有新的突破，隻不過相對漢象數易學的占驗筮術，王弼並沒有關注那些學說，而是關注《周易》裏義理。實際這本是兩股道上的車，各行其道。自先秦時期史巫把《周易》用於筮卜，而從六十四畫符號中納入八卦取象說，後又對《周易》結構納入“九·六”數目說，由此將本是義理之書的《周易》轉變成八卦筮術。而《易傳》裏的《係辭》、《說卦》正是摻雜著八卦筮術理論的東西。而秦統治者，把《易》做卜筮之書，而不禁，漢才傳者不絕。這漢人傳者不絕，正是那早以轉換完成的六爻八卦筮術文本之《易》了(今本《周易》)。漢象數占驗筮術是在“八卦筮術易”上的發展，雖無背離“八卦筮術易”的宗旨，但是卻將“八卦筮術易”的東西，用於解釋傳承的《周易》，無疑是錯誤的。

  而王弼注釋《周易》裏的義理是早有傳統，而兩漢裏的典章書籍裏也不凡引用《周易》的文句直接用於說理，自然那是把《周易》裏的文章看作是義理。後漢的那些人雖以象數注釋《周易》也是早有傳統，並不是他們新創。所謂義理《易》與象數（或稱筮術）《易》都有淵源。說王弼開創義理釋《易》的先河不恰當，說王弼為魏以前的義理釋《易》集大成是恰當的。

  而曆史上把釋《周易》分“象數”與“義理”派也是不科學的。單從注釋《周易》的義理角度上來說（不說那些用象數把《周易》從筮卜角度上發展的“八卦筮術”上的解釋），沒有什麽純義理派，隻有象數釋《周易》裏的義理學說。隻是在以象數注釋《周易》裏的義理時熟輕熟重而已。

  《周易》學術發展史上看，無論先秦還是後封建時期裏沒有所謂的純義理派。隻有一種以“象數”角度去釋解《周易》的。《易傳》裏的《象》、《彖》、《文言》是歸象數派呢？還是歸義理派呢？而這些文章也是公認的哲學，即是義理，又是以義理釋《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陰陽”、“剛柔”之說來闡發《周易》的義理。就連漢朝被公認的一些“象數派”易學者，從他們的“象數”易學裏看，有不少是以“象數”來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並不是去闡述筮卜人事吉凶的，哪是否屬於義理派呢？把王弼說成是義理派的始祖，他並沒有拋開“象數”而創出什麽純義理釋《易》的範式。從“易學”史而看，所謂的義理派裏有“象數”，“象數”派裏有義理。沒有純義理派之說，純義理不雜象數而解釋《周易》，在後封建時代代不可能誕生。

  王弼實屬“象數義理派”，即把《周易》視為義理一書去注釋，並切是那個時代裏以象數釋解《周易》義理的集大成者。而象數筮術派早在西漢時期有京房建構出八卦分宮納甲筮術已與《周易》脫鉤。八卦筮術以新的內容（五行生克）麵世。但“象”與“數”已然是八卦納甲筮術裏所用工具。雖然八卦納甲筮術已不在運用《周易》裏的文辭當卜辭而比類人事吉凶，但人們從骨子還是認為與《周易》分來開，還不忘說成是“《周易》八卦”。雖然也有王弼注釋的《周易》，是完全從義理角度闡述，但人們還是從骨子裏認為《周易》是算卦之書。而今天的一些學者說《周易》原本是筮卜之書，是由於《易傳》的解釋逐步改變了筮卜性質變成了哲學，那麽這樣可以推而廣之的認為，王弼注釋也是把本為筮術的《周易》釋成了哲學（義理）了，那麽我們看王弼是如何注釋《周易》的，是如何把所謂是卜筮之書變成了儒家的義理之書的。

  我們且看王弼對《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 乾元亨利貞。

  初九，潛龍勿用。

  （王注）“《文言》備矣。”

  （乾文）“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王注）“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利見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王注）“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剛之險。上不在天，來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寧其居也。純修下道，則居上之德廢，純修上道，則處下之禮曠。故‘終日乾乾’，至於夕惕猶若厲也。居上不驕，在下不憂，因時而惕，不失其幾，雖危而勞，可以‘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後免於咎也。乾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亢龍之悔。坤三以處下卦之上，故免龍戰之災。”

  （乾文）：“九四，或躍在淵，無咎。”

  （王注）：“去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乾道革之時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剛之險，而無定位所處，斯誠進退無常之時也。近乎尊位，欲進其道，迫乎在下，非躍所及。欲靜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猶豫，未敢決誌。用心存公，進不在私，疑以為慮，不謬於果，故‘無咎’也。”

  （乾文）：“九五，飛龍在無，利見大人。”

  （王注）：“不行不躍而在乎天，非飛而何？故曰‘飛龍’也。龍德在天，則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興，德從位敘，以至德而處盛位，萬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龍有悔。”

  （無注）

  （乾文）“用九，見群龍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見‘群龍’之義焉。夫以剛健而居人之首，則物之所不與也。以柔順而為不正，則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無首’，坤利在‘永貞’。”

  從王弼對《周易》“乾”文的注釋來看，即有象數學裏的“爻位”、“爻數”、“卦體”來闡述《周易》文辭的義理(當然王弼無法知道原初《周易》又是如何被篡改成“卦爻式”《周易》的曆史過程)。

  這是什麽義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學說，又結合先秦“易學”上的《象傳》與《文言傳》釋“乾文”的思想宗旨，而進一步闡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