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漢劉向也是一個想依天命神學思想試圖框正王權政治走向的人物。

  劉向本是漢皇家本族，《漢書·楚元王傳》裏有劉向傳。劉向既是皇族，又是元帝、成帝時的重臣，並多次上“封事”，在所上的封事（密封的奏章）裏，有不少引術《周易》文來闡明所陳事理，如同引述《詩》、《書》那樣一同看待《周易》。

  如在一篇上給元帝的封事裏，引用《周易》裏的句子：

  “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雲：‘雨雪驩驩，見蜆聿消，與《易》同義。”

  “《詩》雲：‘我心匪後，不可信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時而反，是反漢也。”

  “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拔茅茹的其匯，征吉’。”（《漢書·楚元王傳》）

  這以上裏的“《易》曰”均出自《周易》，非出自《易傳》。看來劉向對《周易》一書的義理領會和運用是非常的閑熟。而在後來給成帝所上的封事裏，也出現了幾處“《易》曰”，但均出自《易傳》。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塗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

  “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沒卦指爻，而複說義。”（《漢書·楚元王傳》）

  以上“《易》曰”裏的引文有出自《周易》和《易傳》，而劉向皆稱之《易》，並且是作為義理而引用。而劉向並明確的指出“是以設卦指爻，而複說義。”劉向是把《周易》看成義理之書的。

  從劉向所稱“《易》曰”而引述《周易》與《易傳》文，說明西漢時，《易》做為“五經”之一，而《易》經的內容是《周易》加《易傳》。故漢人凡引“《易》曰”之文，不分《周易》與《易傳》，已把先秦及漢初的那幾篇《周易》學術文章，被認為是《周易》一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了，也一並上升為“經”了。

  而劉向也是一個大講陰陽災異占驗的人，目的是以陰陽災異學說框救時政，避免國家災難發生，以及試圖糾正帝王的錯誤行為。《漢書·楚元王傳》裏記：“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曆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以，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

  劉向在發揮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上，也是有貢獻的。其實，劉向並不相信讖緯迷信，也許是時代整個風氣所趨。

  而與劉向同時代裏有一個對八卦象數筮術學，可以說是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人物，就是建構出八卦納甲五行生克六親筮術的開山鼻祖——京房。

  說京房在“易學”上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也不為過，因為是到京房時才把八卦筮術從《周易》裏分離出來，八卦筮術自成體係了。自京房建構出八宮納甲用於推演人事吉凶（算卦）不再與《周易》有什麽瓜葛了，完全拋棄了先秦史巫借著《周易》裏的文辭來類比聯想人事吉凶的那種方法，至到今天出現在街頭巷尾的那些所謂的“周易預測”的就是用京房建構的八宮（八卦）納甲的算卦術。

  《漢書·卷七十五》裏有京房傳：“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精。”

  史書裏記載京房的特長是精於陰陽占候，這正是西漢“象數”易學發展出來的新東西，是所謂“象數易學”裏的新筮術，是以卦說、陰陽、四時、節氣、七十二候納入到“八卦”體係裏，以為能夠由此認識天地人之間的災異變化來，這就是西漢“象數易”的特點。

  京房尤其是“象數易”學裏筮術的集大成者，京房以陰陽占候，上疏，所言屢中，而得元帝數次召見和信任。皇帝這時也是有病亂問醫了，皇帝已深陷帝國的危急之中，上有宮庭裏宦官與外戚當政中勾心鬥角的重重政治危機，而下有官僚地主與農民的尖銳矛盾，以及人禍和天災不斷的發生，往往皇帝陷入焦慮、困頓、困惑的交織之中。

  《京房傳》裏說：“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可京房並不是用迷信的禳解之術來消災，而是向皇帝所奏的是整頓吏治，可以說京房理性的一麵。京房奏行的“考功課”後，遭到權臣、中書令、石顯（宦官）和顯友五鹿充宗（尚書令）的嫉恨。這種事自然是帝王身邊受龐與失寵常見的權力鬥爭，也是帝王專製裏不是外戚當政，就是私家奴才宦官當政的必然。最後京房成為權力者爭鬥的犧牲品，京房自己設套（提出的考功課吏法）而被石顯等反套死了。後石顯等抓著機會奏皇帝讓京房到一郡裏推行其提出的“考功課吏法”實驗。京房自知已回天之力，在去魏郡太守職上，月餘下獄，爾後棄市（在人聚集的地方被殺頭），年四十一歲。京房的死不是死於他的術，而是死於他提出的政治改革。京房的死，正體現了專製帝王時代裏，精英學者的悲劇人生。京房根本不可能從“考功課吏法”上能匡正帝國的危急，整個二千多年的後封建社會裏都不可能解決那種危急與矛盾。帝國裏的危急不在於“考吏治”，而在於“考皇製”，才是根本出路。考吏治是治標，而考皇帝製才是治本。

  而京房一個大講陰陽災異占候學說的人，而得到皇帝的信任後，想從整頓吏治上改變國家的重重危急局麵，那隻能是白日做夢。京房也明智的知道隻是想借著皇帝的力，推行“考功課吏法”來解決帝國出現的危急問題，若一旦讓其離開皇帝身邊去到一個郡裏推行“考功課吏法”，就感到無比的恐懼降到頭上。京房也清楚皇帝是包圍在宦官與寵臣之中，隨時聽信他言，而改變初衷的人。京房終於應驗了《係辭傳》裏那句經典的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京房因做事不密，而失身。

  正如班固在《漢書·卷七十五》裏對京房總結與評價的很有見底：“讚曰：‘幽讚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莫著於《易》，《春秋》。然子贛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穀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沒誼依托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景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幸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史家則能從曆史觀“象”中看的清楚，這一段可說是總結了西漢“象數”學的發展過程，總結論述的很是恰當。在曆史家眼裏那些“象數”之學是害人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