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時期“象數易學”裏的“義理派”與“筮術派”

  漢朝可以說是“易學”創新時代，而“易學”上的創新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是趨於非理性，與先秦“易學”相比是一個思想上倒退的時代。

  西漢的“易學”是承繼《係辭》裏亦巫亦裏的學說，並且最終發展了筮術易學，並發展出新的“八卦筮術”（即納甲筮法），超越了先秦史巫以《周易》而演變出的“八卦筮術”藍本。

  被後來稱之謂的漢“象數”易學，既承先前八卦筮術上的“象數學”，又發展其“象數學”。漢“象數學”是一個承上啟下，可稱為八卦術的軸心時代。後來的一切術數，都可以從漢“象數易學”（兩漢“象數易學”是個複雜的概念，既有以今本《周易》為藍本的學說，又有以《易經》為藍本的研究學說）裏尋到淵源。漢朝裏產生了不少“象數易學”者，無論從卦氣、風角、星象、陰陽災異等學說上，都可稱之謂是巫術思維複興的產物。

  而漢朝的學術精英層裏也多是亦巫亦理的雙重文化人格心理，一麵習研經學，這種官定的儒家經典，而另一麵又如饑似渴的吸收消化同時代裏產生的陰陽災變學說，以次想指導與匡正朝庭和天下。也正是漢武帝“獨尊儒術”，漢朝把“五經”做為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地位。由此也使“五經”走向神學化，而用陰陽災異來釋經，因此排除了先秦其它諸子學說，理性的東西被排擊了，非理性的東西彰顯了。

  五經之首的《易經》，是《周易》加《易傳》，正是《易傳》裏的《係辭》裏有巫術理論。“五經”本身有巫術思想（因《周易》成為《易經》的內容，而《易經》裏的《易傳》裏有巫術思想），並不排擊巫術（筮術本身是巫術的重要一脈）。經學時代裏自然培養的是雙重人格的儒家人物來。我們且看“五經”內容裏所體現的巫術東西。

  ①.作為“五經”之一的《易經》，到漢時已把《易傳》（“十翼”）上升到經的地位，《易》經的內容是《周易》加《易傳》。秦時把《周易》看為卜筮之書，不被焚禁。《漢書·藝文誌》裏說：“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

  把《周易》當成筮卜之事，自不是始於秦，而在春秋就開始了（《左傳》裏記載）。秦認為的《周易》為筮卜之事，當然是指能筮卜的“八卦筮術”易了（即今本《周易》）。即把《周易》改變成能卜筮的那種卦爻式文本。正因秦帝國裏把今本《周易》當作是筮卜之書，不加焚燒，才使筮卜之“易”（即今本《周易》）大興。而到漢時，筮術易也跟著盛行起來。是秦把今本《周易》當成筮卜之書，才使今本《周易》一書得以保存下來，並傳者不絕。隻有進入專製帝國時代，不去追根求源探明《周易》真相，才真真的會把《周易》看成筮卜之書。專製帝國裏不可能產生象帛書《要》裏那種理性的認識，也不會再使《要》文裏那種理性的聲音在帝國裏存在。所以在兩漢時期裏也不可能象《要》文裏的那種理性的思想出現，也不可會出現揭示《周易》原創一書如何被史巫演義派生出八卦筮術的曆史真相來。因為專製體製裏沒有理性的生存空間，神學與王道政治結合而行，才能使專製帝國周而複始的存在下去。故而才有《係辭》裏那種神秘主義與巫術理論的出現，當然也不忘王道（聖王）思想的發揮。這種神、巫、聖（王權）三道合一的思想，正是帝王家天下裏專製的需要。專製帝國裏把《周易》認為是筮卜之書，而《係辭》、《說卦》又是亦巫亦理，混合了神學化思想。《係辭》裏有巫術的理論與方法，更重要的是神秘主義思想的大本營，成為後封建社會裏神秘文化的活水源頭。這就是為經之首的《易》經。更何況《易經》裏的《周易》，在帝國時代是被認為能通神的一卜筮之書，那麽，五經之首的《易經》豈不是體現的是巫術的東西，這《易經》在向帝國的讀書者提供的是什麽世界觀與方**，也就可想而知了。

  ②. 而作為“五經”之一的《書》經（《尚書》）裏棄塞著神話時代傳說的虞夏時代的文章，那個時代能有文章麽？那些文章自然是不可信了。就“商書”也多不可信，那是春秋戰國時期人的作品。而被認為可信的“西周書”，不說充滿著大量的天命思想，而且是貫穿著巫術思想。“商書”也就不必看了，甲骨卜辭說明商王朝事事都離不開與神溝通，以得到神的啟示。

  我們且看《尚書》裏的“西周書”對巫術行為的描寫：

  《周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周書·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史乃冊，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篇見書’，乃並是吉。”

  《周書·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爾庶邦於伐殷逋播臣”。

  “寧王帷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延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周書·洛誥》：“予惟已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書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乃獻卜。”

  這以上出自《尚書》裏的“西周文”裏的占筮記錄，體現了西周建國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導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決策事務前不忘龜占以得到“天”的啟示，這就是《書》經裏龜卜的天命思想，作為帝國思想文化領域上的統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③.我們再看“五經”之一的《詩》經：

  《詩·帛係》：“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詩·文王有聲》：“考卜維王，宅是鎬京。

  維龜正之，武王威之。”

  《詩·定之方中》：“降觀於桑，卜雲其吉，終然允臧。”

  《詩·氓》：“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詩·杕杜》：“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斯幹》：“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詩·無羊》：“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未年。”

  《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詩》裏也有不少反映占卜的東西，並不排擊巫術。《詩》裏更有大一統的王權思想和恐懼修省的道德說法。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濱，莫非王臣”。“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成為後世的“教典”。

  一部《詩》歌上升為“經”，並被注釋成專製禮教秩序裏的思想武器了。

  ④.《五經》之一的《禮》。《禮》有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周禮》形成較早，其次為《儀禮》、《禮記》。《儀禮》、《禮記》多偏成於西漢。因《禮記》《儀禮》為今文經、西漢立於學官。《周禮》為古文經出現的晚，未立於學官。今古文經學之爭是在“獨尊儒術”以後發生的爭論。因秦焚書，西漢靠兩個來源收集經典，一是靠記憶和背誦口耳相傳記下來的，漢人用通行隸書記錄下來，作為傳本，稱為今文經；一是從地下和孔壁中發現的古書，用古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儒經兩種傳本經義一樣，隻是記錄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後來圍繞著兩種不同的傳本，標榜門派，各立師說，以正統自居。

  總的說來，今文經在西漢極為盛行，一直居於主導和統治地位。古文經雖有傳本麵世，但隻是藏於秘府或民間流傳，在學官和社會上沒有地位。而東漢古文經學盛行，取代了今文經學一統天下的局麵，東漢末年大學者鄭玄雜糅今、古文經學，結束了今古文經學之爭。

  “三禮”類似於國家行政組織法規和民事、宗教、道德、風俗、習慣法典。且看《三禮》中的巫術思想：

  《儀禮》：“士冠禮，筮於廟門……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筮人執策……。”

  “士喪禮：筮宅……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麵，抽上韇，兼執之，南麵受命。”

  “卜曰，既朝哭，皆複外位。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道，有席焚焞置於燋，在龜東……。”

  《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喜事選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事。”

  “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龜為卜，策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

  《禮記·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記》：“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衹，以禋禮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沉祭山森川澤……。”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帥執事而卜日……。”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鹹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課，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讚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大祭祀，則視高命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占卜：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故，以視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筮，既事，則係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筮卜：掌三易以辯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日巫鹹……。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視祲：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

  ……

  這就是《五經》裏《禮》中的東西。《周禮》更有很多妖鬼精怪之說，這也成為經書，作為帝國培養人才的範本。

  ⑤.再看“五經”之一的《春秋》。《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事非常簡略。而釋《春秋》的是“春秋三傳”，即《公羊傳》、《轂梁傳》、《春秋左傳》。

  根據學者的研究，《公羊傳》、《轂梁傳》皆成書於漢代，《左傳》成於戰國時代。《公羊傳》著重對《春秋》義理的闡發，講求“大一統”的思想。《公羊傳》在西漢景帝年間才著於竹帛之上，前期是經過長期的口頭傳授，這是史書明確記載的。而《轂梁》、《公羊》都是寫於漢代，用的是漢代通行的文字，所以稱為“今文經”，而《左傳》寫於戰國初年，用的，古文字。所以稱“古文經”。

  西漢今文經盛行的時候，《轂梁》、《公羊》立於學官，西漢末年《左傳》立於學官，取代《轂梁》。《左傳》後來成為其它二傳之首，是因《公羊》、《轂梁》將《春秋》視為《經》，是著力闡發微言大義，這種微言大義是可應一時之需，這是《左傳》壓倒《公羊》、《轂梁》二傳的根據原因。《左傳》反而後來之上，是在於《左傳》陳述的是曆史，而不是闡發什麽微言大義。但帝國的統治者，並沒有把《公羊》、《轂梁》排除在“經”外。

  對《春秋左傳》一書裏存在大量的占筮例子，我們前麵多有舉例，此處我們不再多說。那些占筮例都是反映諸侯王公們處理國之大事時所運用、決斷方法。反映了《春秋》諸侯國裏充滿著巫術迷信。可這《左傳》在帝國裏定為“經”來讓學子學習，培養帝國的知識人才。

  這“五經”之書都是什麽內容呢？我們大至已知，所謂浩首窮經去研習“經書”，既可謀取仕途前程，又可做學問留名千古。可在這些“經學”裏浸潤成長起來的儒者，也隻能是亦巫亦理的雙重人格心理。

  這“五經”裏不凡都有占筮的說法，而不是排擊占筮，而是成了決疑的方法。可這作為後封建社會裏的“經”書，是帝國教育必須堅持的原則，又是教課書，是培養帝國管理者的知識範本。並把那種算卦推及人事吉凶之“學問”，也當成真理去學習效法。難到後封建裏的二千多年時空裏那麽多的讀書做學問者，沒有看破過這算卦上是如何的一回事嗎？還是忘記了先秦諸子那些理性認識及對占筮術的排擊麽？而在帝國漫長的時期裏，再也沒有人出來質疑與批判，反而代代的學者去研讀學習，形成了東方文化裏一門最龐大的數術“學問”，是何道理呢？而現在又如此的複興這數術文化，難道是所謂複興傳統文化嗎？

  在帝國裏“五經”定為獨尊後，隻能培養出的是亦巫亦理的雙重人格者。如兩漢的董仲舒、劉向、京房、揚雄、王充等，而整個後封建社會裏，在這種“經書”裏所學習與培養出的知識人才，隻能是亦巫亦理的雙重人格角色者。若不拋棄那些“經典”的獨尊，則無法有新文化的超越和哲學上的突破。所以後封建社會裏所謂思想家或哲學家沒有不信天命，神鬼、筮卜的。他們無法突破在傳統裏讀經，而成長的那種社會化過程，即亦巫亦理，神道與王道，似理性非理性的雙重人格者。

  如西漢時的董仲舒他既能一麵從《周易》一書裏引用句子直接陳述事理。

  “《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屬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漢書·董仲舒傳》）

  這裏引述《周易》，是把《周易》當成義理之書。可董仲舒另一麵則大講陰陽災異之象，把天道觀引向人道中來，以天道解釋人道，形成了董仲舒的天道神學世界觀。其對應到現實社會，就是人間是天生的不應該平等，應是人奴役人的製度。所以董仲舒所引述《周易》裏的文句，用於闡述的事理，就是為了證明等級製的合理性，君子是天生的乘車者，小人是天生的負擔者，小人已乘車，就會招至禍患。這是為不平等製度張目。正是這天道觀念思想的意識，董仲舒要從陰陽災異上解釋世道秩序。

  “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陰，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本嚐不得所欲。”（《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以博學之才大講陰陽五行與災異，開辟了漢儒學“術”的天地。漢儒者，利用儒家的“天命”思想，試圖建立一種天命神學，將漢朝政權的合法性依托在天命上。而這一“天命神學”的完成者就是董仲舒。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思想，是漢代儒學神學化與王權化發展的代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