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戰國時期對《周易》一書義理應用

  劉向偏輯的《戰國策》是一部反映戰國時期遊說之士的策謀與言論的匯集。而考古出土的長沙馬王堆帛書記述戰國時事，定名為《戰國縱橫家書》，是與《戰國策》內容相同。

  《戰國策·秦策》“頃襄王二十年”裏有一處引述《周易》裏的句子，同樣是作為引典來闡明事理的。

  “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甲之強，壹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

  這裏所記述的是頃襄王在楚國的位置上到了第二十個年頭上，麵臨西秦的擴張，楚國麵臨一場危機。這一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徒東北。保於陳城。楚遂消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

  在這種局麵下，楚頃襄王就以能辯的春申君出使秦國，以遊說來解除麵臨一場更大的戰爭危機。春申君就奉命出使秦國見了秦昭王，說出一套與秦修好的大道理，不外從“天下”（多國）的局勢上和引經據典來說服秦昭王取消對楚國的再次用兵，而修好的道理來。春申君即從“國際”背景上談秦楚戰爭對秦的不利，同時又引用“經典”來闡明其道理。這春申君先引《詩》裏內容，後引用《周易》裏的內容。而頃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7年，是戰國的晚期了，再有不到六十年後，秦就統一六國，建立起帝國時代。在《戰國策》一書裏，沒有了用《周易》筮卜的記錄，說明戰國時代是個理性的時代。這理性是來自於國家間的生存競爭的需要，國家麵臨若不被消滅，而要強盛與發展，在意識形態上，必須理性的思維與認識現實的世界，否則其後果是可預見的。諸侯國家之間重視的是富國強兵的方略，神秘與非理性的東西被時代所拋棄。這理性也與戰國百家爭鳴的新思潮有關。

  從對一部《周易》如何看待來看，戰國時期的諸國家上層已沒有人用其如同春秋時期那樣的占筮的運用來決策軍國之大事了。這是理性的時代，這與春秋後期上層精英的啟蒙無不有關。特別是孔子對《周易》的論述，對戰國的“周易”學術產生極大的影響，而在對筮卜的批判上，孔武更是一針見血的指明筮卜的流害。《孔子兵法》裏明確指出“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

  孔武說的“先知者不可象於事”，就是反對用卜筮的那種類象獲取事情上的“先知”。孫武知道那種先知是不可信的。不但孫武知道，就是會思考分辨是非的人，都知道那種的類象（八卦取象）出的人事吉凶的先知來是自欺欺人的東西。戰國時期的上層精英人士恐怕都認識到這一點，沒有人用筮卜的那一套在為諸侯王們來決斷軍國大事了，再那樣是要亡國的。精英人士們不是為諸侯王們獻計於收買人心的仁政王道，而就是獻計於富國強兵的霸術。春秋卦象筮卜的那一套在戰國諸侯爭霸的時代，沒有了市場，逐步從政治舞台上談出，這正是理性時代裏的必然。所以戰國裏的諸子百家學問隻有引用《周易》來用於說理，把《周易》逐步恢複到本來的義理功用之上。上層人士沒有人會把《周易》看成是卜筮之書。雖然孫武反對的“先知者不可取於象”這是針對卜筮的，並沒有直接涉及到《周易》，但無疑為戰國走向理性做了啟蒙的作用。

  莊子並不是孔門學者，但莊子一書裏卻把《易》列為六經之一。這也是最早把《易》作為經典書籍的說法。

  雖然莊子認為的“六經”是六種重要的書籍，不同於後封建時期作為帝國意識形態上具有統治地位的儒家經典的經書。雖然都是認為的“經”，可所處的時代與地位性質不同了。莊子認為的“六經”是為重要的著作，而漢一降的“五經”或“九經”到“十三經”則是帝國裏具有思想上統治地位的“經”書，即有思想界具有壟斷地位性質。但莊子能夠把《易》列為重要的書籍看待，說明莊子也沒有把《易》（指《周易》）當作筮卜之書看待，而是看成理論書籍了。這是代表了戰國時期對《周易》一書恢複到義理之書上的認識。把《易》稱為“六經”之一，說明《周易》在精英人們的心目中已理解其精神要旨，不在認為是筮卜之書了。特別在戰國後期產生的一些書籍裏出現引用《周易》裏的內容，同《詩》、《書》那樣的引用是用於闡明事理的。無疑在實際運用中，把《周易》看待是一部理論書籍了。如《禮記》、《荀子》、《呂氏春秋》這些書籍裏都出現引用《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句子，作為引經據典來闡明事理。

  例如《禮記坊記》：“《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詩》雲：‘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憂爭利而忘義。”這裏的“《易》曰”內容是引用《周易》“既濟”篇中的句子。

  《荀子·非相》篇：“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這句話裏的“括囊，無咎無譽。”是出自《周易》“坤”篇中的句子。

  《呂氏春秋》裏也有多處引用《周易》來闡明事理。

  如《務本》篇：“《易》曰：‘複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

  《召類》篇：“《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

  《呂氏春秋》裏出現的“《易》曰”的內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書裏的文章內容。

  我們通過戰國時期的書籍所引述《周易》一書裏的內容來看戰國時期的上層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為義理之書看待，這應是無疑的。因為戰國時期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也是巫術、數術在上層和文化學者層裏失去了地位的時代，占筮問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擊的時代。我們已知孔子，孫武都進行過啟蒙，都反對占筮術。戰國時期的上層精英們是知道，國家間的競爭和戰爭間的取勝要依靠的是什麽，不再象春秋時期那樣用龜占，或卜筮來預知人事吉凶了。這就是理性與非理性的區別。韓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舉出來。

  如《韓非子·亡征篇》裏說：“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這裏把“用時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敗國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對巫術卜筮迷信的有力排擊。這就是戰國時代，即理性時代裏“祛魅”的聲音（但中國戰國時“祛魅”的聲音被膨脹下來的霸權與霸術所終結。不同於中世紀“祛魅”過程，人們統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時又抑製了王權專製主義的膨脹。而中國進入到王權專製時代，就是巫術、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義思潮大回潮大發展的時代了）。這理性是來自於時代裏政治上的競爭分不開的，有了政治上的競爭，才會有思想學術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學術上的自由，才會理性的認識這個世界。正因後封建社會裏沒有戰國時期的多國競爭政治背景，是沉悶與封閉式的大一統專製，也就標誌著理性時代的終結。

  總之戰國時期上層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義理之書，這是戰國時期裏不可否認的事實。戰國時期裏把《周易》一書恢複到本來的義理之書的性質上。正是在理性的時代裏，才能理性的認識《周易》一書，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繇題"式)所迷惑。

  在戰國時期的一些書籍裏出現的引用《周易》直接闡明事理之外，沒有記錄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對《周易》一書恢複其本來義理之書籍性質，是戰國從兩個方麵的成績，一是文化精英對巫術筮卜的排擊；二是文化精英對《周易》一書思想要旨的正確領會，才能夠出現如莊子的那種認識，把《易》列入“六經”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者不占的說法，也才有戰國時期的“易學”成就。

  我們已看到戰國時期在引用《周易》文章闡明事理時，出現了一個重要的變化是用“《易》曰”這一稱法，同引用《詩》、《書》的稱法一樣。這無疑是把《易》（即《周易》）與《詩》、《書》看成一樣的性質書籍了。這不同於《左傳》裏反眏春秋時期所引用《周易》一書的文章直接說理時，不稱“《易》曰”，而是一個特殊的稱法，如“《周易》有之，在《坤》之＂臨＂曰”，這與當時史巫筮卜的稱法基礎一樣。而到戰國時期的引用及論述上已把《周易》恢複到本來的義理性質上了。在戰國時期對《周易》的論述上也多於春秋，除莊子把《易》列為六種重要經典之說，以及荀子的“善易不占”說法外，戰國時期主要的論《易》（即《周易》）文章出現“易學”的專論裏，就是後來說的“十翼”（或叫（易傳））裏的一些文章，即屬於戰國時期的一些“易學”文章了。

  那麽我們如何理解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呢？

  在戰國時期裏有名有姓可考的荀子這句話是直接論述《周易》，因為戰國時期出現的一些《易傳》可以說是無名氏之作。

  荀子的“善易不占”是出自《荀子·大略》：“善詩者不說，善易者不占，善禮者不相。”

  這句話的白話文應是“善於研治《詩》的人不作解說，善於研治《易》的人不占卜。善於研治《禮》的人不輔助行禮。他們的用心是相同的。”

  荀子認為的《周易》，若完善或完整的領會其精神實質，就不會去占卜了。顯然荀子眼裏的《周易》並不是講筮卜的筮卜書，是義理之書。隻有那些沒能夠領會其實質內涵的人才把《周易》當成筮卜之書看待，這是再明確不過的說法了。

  雖然《大略》篇被研究者認為是荀子弟子所記，但不失為荀子的思想。

  荀子是戰國後期王學思想集大成者，《荀子》一書在對自然觀上的認識是理性的，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無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貳，則不能禍。”

  這是徹底否定了天有意誌的說法，把自然界的客觀規律與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況區分開來，這就是“天人相分”的理念。但《荀子》一書不為後封建社會裏承認為儒家經典列為“經”書，而是排除在外。後封建社會裏的統治者的專政下需要的是愚民意識，自然像《荀子》之學能夠開民智的東西是不能被專製家天下所承認的。後封建社會裏的統治實質是掛著孔孟儒家之牌子，而骨子看重的是所謂“法家”的帝王術。荀子在曆史上最大的貢獻是對天命迷信批判，但也不否認荀子開創了帝王統治術（王權獨斷思想）理論先河。總之荀子的學說是進步的，荀子在“祛魅”的過程中有重要的貢獻，但繼之王權上升的思想界裏，沒有進一步對王權專製理論進行批判與設計，先秦諸子百家雖然對神學巫術進行了排擊，卻沒有進一步對政治進行多元的架構與啟蒙，才不可逆轉的走向王權專製裏二千多年曆史隧道。

  而先秦時期在對《周易》一書的再認識過程，一麵對巫術神學迷信進行排擊，不能不承認，先秦時期如孔子，孫武，莊子，荀子，韓非子等進行過一場“祛魅”過程，但他們一麵排擊巫術筮卜，可另一麵所向往的是王權專製，待到真的大一統家天下之治實現後，也標置著“祛魅”過終的終結，而神秘主義與專製思想學說鋪天蓋地而來，這也許使先秦那些文化精英無法想象，也始料不及迎來的是一個黑暗皇帝時代，並且又是如此的漫長。

  戰國荀子的“善《易》者不占”，即彰顯了《周易》的義理，又排擊了筮卜。這是一個方麵的對《周易》的論述，而另一方麵在荀子之前的莊子不但把《易》歸位六經之一，同時又認為“《易》以道陰陽”的書籍。這可是繼孔子（帛書要文裏的說法）說法的不同。《莊子·天下》篇：“《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份。”

  《莊子》裏的這說法，也有人質疑這段話非莊子之說，而是注釋者說。因“天下篇”本身是莊派後人論證莊周學派的學術文章，本身就不是莊子的文章。就連這段話有人質疑也不是“天下篇”裏的話而是注釋者的話，而誤為《天下篇》裏的內容了。且不論是否是莊子說過，還是注釋者的話。但已歸到《莊子》一書裏去了。也無損於這種說法，不過《莊子》一書裏也多有表述陰陽之文句。

  《大宗師》：“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

  《在宥》：“陰陽並毗，四時不止。”“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天運》：“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在戰國時期應是陰陽學說興起的時期，《莊子》一書裏已有不少對陰陽的表述。那麽《莊子》裏解釋“《易》以道陰陽”。也就不覺奇怪了，莊子能把《易》列為六經之一，那麽認為“《易》以道陰陽”也就在情理之中。這也與戰國時期的“易學”裏用陰陽學說解釋與論述《周易》並不矛盾，是與時代的背景相一致。

  《莊子》裏的“《易》以道陰陽”，應是指《周易》一書的主旨而言。把《周易》一書理解成是陰陽思想學說的書。這裏的“道”應是指規律，思想講。

  自戰國陰陽學說興起，“陰陽”成為東方哲學上的一個重要哲學概念與範疇。並且是極富於中華民族文化特色的哲學範疇。把“陰陽”看成是宇宙萬物生成的基礎元素了。

  《莊子》裏把《周易》說成是“以道陰陽”，正是符合戰國後期文化思潮之背景。《莊子》裏說的《易》以道陰陽這是繼孔子對《周易》一書的說法後，又出現的一種認識。認為《周易》是講陰陽變化規律的書。這種說法對後世影響很大，至到今天。

  無論孔子說的《周易》有思辨能使人智慧的書，還是莊子說的《周易》是陰陽變化之道的書。但都認為《周易》是一部理論書。莊子也沒有說“《易》以道筮卜”，並沒有把《周易》看成是一部講占筮的書。到戰國時期已把《周易》定性為講“陰陽之道”的書了。《係辭傳》裏終於把“陰陽”上升到“一陰一陽之謂道”的理論高度。這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論《易》（指《周易》）的說法也在發展。這正是古代“易學”發展史上的特色。從“易學”發展的曆史來看，是引申發揮與曲解附會相伴的學術史。

  《莊子》裏的“《易》以道陰陽”是以戰國時代的說法來認識《周易》。但畢竟不是從筮卜上去認識《周易》，隻是把《周易》賦予了陰陽概念。這與戰國後期產生的“易學”文章裏用陰陽釋解與論述《周易》，是與同時代的文化思潮影響所至不無關係。比如當今所用的新名詞來解釋《周易》那樣，說什麽“周易科學”的那種說法。

  戰國後期陰陽學說盛行，把宇宙天地自然規律，總結概括抽象為“陰陽”學說。又用“陰陽”來解釋宇宙萬物的生成模式。以“陰陽”論《易》（即《周易》），是把時代的新思想新學說裝進“易學”構架裏去了。也為後世解釋《易經》（《周易》加《易傳》）開辟了一個無限發揮的空間，而形成了龐大無限的“易學”學問。一切“易學”裏的學說，都說成是從《易經》（《周易》加《易傳》）這個活水源頭裏流出來的。《易經》成了無所無能的東西，成為了無字天書，任人任意的發揮解釋。這正是因有了陰陽學說成為東方人打開宇宙萬物之謎的“一把****”。“陰陽”成為可解釋宇宙萬物的不二法寶。自然把《周易》說成是‘陰陽’之學說，也就不足為奇了。

  正如春秋史巫，把筮卜術附在《周易》身上那樣，從畫符號裏附會引申出八卦取象，以類人事吉凶，而說成是《周易》筮卜。而戰國後期的“易學”裏把陰陽附在《周易》身上那樣，把畫符號賦予上陰陽之屬性。《周易》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易學”也隨著發展。而附會曲解《周易》成為無限龐雜的一門“易學”學問了。這正是沒有真正解讀過《周易》一書的真實內涵，才任人任意的去解釋了。

  又因戰國後期鄒衍成為“陰陽五行”學說集大成者，創五德始終與五行相生說。陰陽哲學也終於為王權專製等級有序製度尋找到一個極富有天經地義上存在的理論學說來。“天尊地卑，主尊臣卑，男尊女卑”，被烙上永世不得變更的魔咒。“天不變，道以不變”。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無不打上了陰陽的烙印。

  以陰陽論《周易》之根本，正是莊子或莊子後學者受到戰國陰陽學說的影響所致。因《周易》一書裏本無陰陽之說，也不是講陰陽變化的道理。《周易》一書裏隻有“恒”篇中出現一個樹蔭的蔭字。《周易》時代還沒有用陰陽學說來解釋這個世界。陰陽哲學是《周易》的後學。《周易》一書即不涉及自然變化與生成之道的本體學說，也不講世界本源的生成理論。《周易》不屬於自然哲學範疇，而《周易》自有其自己的哲學內涵，隻是人們無法解讀，才造成眾說紛紜的說法來。

  戰國時期把《周易》說成是陰陽學說之根本，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學說產生與超越的一種模式。特別是後封建的帝王社會裏，一部“易學”史，就是中國文化發展與超越的生成史。這就不難理解“易以道陰陽”的說法了。

  總之，我們從戰國時期裏的典章書籍與諸子學者對《易》（《周易》）的引用及論述。已知戰國時期無疑把《周易》一書恢複到與《詩》、《書》、《禮》、《樂》、《春秋》並列為六經的地位，《周易》已經被洗脫去史巫潑在身上的汙泥濁水，恢複到本為理論書籍的地位。無疑這是時代的進步與諸精英學者的“祛魅”功績。

  那麽接下來我們看被認為是先秦儒家學派創作的“易傳”（或叫“十翼”），這是針對《周易》一書進行解釋與研究的最早文集，看又是如何解釋與論述《周易》一書的。即傳世《易傳》對《周易》一書的解釋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