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周易》一書裏所引用的曆史人物與事件，作為考證《周易》一書產生時代，不失為是一條途徑。但那些所認為的《周易》產生在西周初期的說法，皆是從《周易》一書裏引用的曆史人物及事件來的看法。也都把《周易》的下限定在周公時期，即使康侯與箕子也沒有超出周公時期。《周易》裏引用的幾例人物都是殷周之際或周初的重要曆史人物。從《周易》的引用來看，是作為曆史政治經驗而引用，並且都與《周易》文章內容所引證的政治意義相契合。《周易》裏出現的幾位殷周之際及周初的曆史人物，是出於寫文章上的引證，而不是記述那些人物的活動記錄。正因《周易》不是周初及之前產生的，才會引用已成過去曆史的商周時期重要的曆史人物來增強文章所論述的政治觀。因為在西周初期之後，沒有比周初及以前那些曆史人物有名氣。那麽，除了《周易》一書裏引用周初及之前的曆史人物與事件之外，我們卻發現《周易》一書裏還真有一種說法，足以證明《周易》一書產生於西周晚期。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裏有這樣的說法：“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這句話裏的“中行”，就是不偏不倚，即居中行事的意思。《周易》裏的“中行”之意，猶如後儒發展出的“中庸”之意。“告”：即告誡，告訴。“公”：周朝的重臣，如周初周公、召公這種角色的重臣。“從”：跟隨、追隨、參與。“利用”：借助增益條件，即經濟的發展。“為依”：為依靠。“遷國”：遷移國都。這句話譯成現代文是“居中行事，告訴王公重臣跟隨，並借助增加收益的條件為依托遷移國都。

  《周易》裏的《益》，中心是闡述國家增加收益的道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發展社會經濟。我們且看初始《周易》第四十二章《益》全文：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於帝，吉。益之用凶事，無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我們再將《益》文譯成現代文：

  “第四十二：增益，有利於社會向前發展，並順利地實現大業。

  利用好增益，將有大作為，是大吉祥的事情，也沒有過失。若有了財富上的大積累，不苛刻，不邪惡，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沒有什麽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災荒之年，沒有過失。愛護百姓且居中行事，應告知諸公，並用圭舉行隆重的儀式，（把愛民之心昭示於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諸公跟隨，並借助增加收益的條件為依托，做遷徙國都的大事。有了愛，惠愛之心不用詢問，是非常正確的行為。有了愛，才能回報於施愛者的恩德。若沒有增益，反而相互損害；而又立愛心不能長久，就危險了。”

  《周易》裏的《益》篇是繼《損》篇內容的繼續，《益》是對“增益”這一問題展開的闡述。即講述增益的政治道理。這增益不但指財富的積累，而且也包含了愛心的積累。財富的積累是為了災荒之年的救濟，是保障社會的穩定。愛的積累是為了民心，是“利涉大川”的政治資本。兩者不可或缺。這是《周易》作者通過“增益”的道理，為“君子”（受封的諸侯統治者）講述的政治道理。既要增加經濟實力，又要愛民之心恒久，才能順利完成遷都的大事業。這篇文章反映的遷都之事，體現了西周什麽時期的曆史背景呢？遷都本是個舉國上下震動的大事，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是完不成遷國的大事。即使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國都沒有外在的壓力，也不會輕易做出遷都的事情。如明朝將國都從南京遷到北京，是有著重大的政治意圖。又如民國**把南京前往重慶，是因日寇大舉逼近。那麽，《周易》裏所透出的遷都又是一個什麽樣的背景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西周曆史上發生過多少次遷都之事，與《周易》一書裏講的“遷國”關係。

  周人建國之前確實有過多次遷移，但那都與建國後的遷都不同。史家稱，武王建國後定都鎬京，“鎬”是西周王朝的都城。西周滅亡後，即東周的開始。是平王從鎬京東遷洛邑，洛邑成為東周的王都。

  《中國古代史》裏說：“宣王死後，繼位的幽王是個有名的暴君，後幽王廢申後和太子宜臼。申後的父親申侯，便替申後和太子伸冤為名，聯合犬戎和一些諸侯國，引兵進攻周的鎬京，幽王兵敗，被犬戎殺死於驪山下，西周滅亡。幽王死後，申侯等擁立太子宜臼為天子，是為周平王。由於首都鎬京殘破，又處於犬戎兵力控製之下，平王乃於公元前770年東遷洛邑，史稱東周”。（《中國古代史》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第85頁 劉澤華等編著）《中國古代史》裏說明平王東遷是從鎬京遷移到洛邑的，那麽，鎬京就是西周的都城了。

  《中國古代史》裏又說：“東方安置已定，武王才班師西歸，並把國都遷到鎬京（今陝西西安）……周都鎬京遠處西土，周公東征勝利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統治，決定在東方洛水流域再建一座新都城，作為統治東部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從此周朝便有了東西而都，西都鎬京稱為宗周，東都洛邑稱為成周”。（《中國古代史》第58頁）

  武王建國後，定都於“鎬”，至平王東遷洛邑，是從鎬京遷出的。那麽，西周從公元前11世紀（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滅商起，至公元前771年幽王被申侯聯合犬戎所殺，共經11代12王，大約曆經275年，都是以“鎬”為王都了。

  顧頡剛在《昆侖傳說和羌戎文化》一文裏說：“申戎原即薑戎的一支，而封國於申的，其後幽王廢申後，兩親家吵架，申侯使聯合了犬戎攻周，殺幽王於驪山下，這申侯無疑即申戎之後，所以和犬戎會有這般的團結”。（《古史辨自序》顧頡剛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第541頁）

  翁獨健主編的《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裏說：“周朝的統治中心，即所謂“王畿”，原在“西土”，今陝西地區。古公亶父自豳遷於岐周。文王自岐周遷於程，再遷於豐。武王都鎬。豐，鎬皆在今西安地區。成王時，周平定武庚。“三監”亂後，又在今河南洛陽地區建有洛邑，成為周朝在東方的一個重鎮。也屬於周王畿的統治範圍。自武王滅商取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到平王自豐鎬遷都洛邑，史稱西周”。（《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翁獨健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5年版 第53頁）

  許倬雲的《西周史》裏雲：“周初建立東都，原為了控禦東方。周室的真正基地，毋寧仍在豐鎬……犬戎、西戎與申侯襲殺幽王於酈山之下。秦襄公將兵勤王，戰鬥甚力。平王東遷，襄公以兵送平王，平王封以岐西之地，答應秦能攻逐戎，即為其地諸侯。”（許倬雲《西周史》北京 三聯書店 1994）

  按以上史著，周朝建國後，定都鎬京，到平王自鎬遷都洛邑。對西周建國後的都城為鎬京，應是現代史學界公認的說法。

  鎬京稱宗周，宗周是指周為所封諸侯國之宗主國，故稱宗周。《詩·小雅·正月》：“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辭源》對“西周”一詞的解釋：“周代，周武王都鎬京（今陝西西安），至幽王。史稱西周。至平王遷都洛邑（今河南洛陽），史稱東周”。

  通過以上權威說法，這西周自武王建國後都鎬京，至幽王在鎬京被殺，平王東遷洛邑。西周時期是沒有出現過遷都其它地方的說法了。那麽，就可以說《周易》一書裏反映的“遷國”之說的曆史背景了。

  周人的發祥地是岐山，是古公亶父（文王祖父），因戎狄威逼，由豳遷到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陝西岐山北），建築城邑房屋，設立官吏，改革戎狄風俗，開墾荒地，發展農業生產，使周族逐漸強盛起來，奠定了周人滅商的基礎。

  《周易》裏也有反映“岐山”這一曆史文化地名，在《升》（《周易》裏的《升》篇就是講國家發展上升的道理）篇裏有“王用亨於岐山，吉無咎”的說法。這是引用“岐山”隱喻著周人由此建立根基的道理。岐周是周人的發祥地，後來就成為西周的聖地。岐周不僅僅指今岐山縣境，應是寶雞、鳳翔、岐山等區域。西周時期，岐周的政治地位很高，周王要到岐周舉行各種高規格的祭祀活動。因為岐周那裏有他們先王的陵墓。從周族發展來看，周人是從發祥地由西向東擴展。從岐周向東的豐、鎬發展，既是地理條件因素，又是政治上的需要。文王遷岐到豐，做為向東方擴張的前沿，武王立國後，在鎬建立京都，周公輔政是為加強對東方殷地的控製，又建立了陪都洛邑。從岐周（聖周）到王都鎬（宗周），再到洛邑（成周），這是符合西周曆史發展脈絡。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現的周王到“鄭”地，那不過是在“聖周”進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動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裏的“鎬”都作“蒿”。因為周王居於“蒿”到岐周舉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發的記載。如周原甲骨“祠自蒿於周”(《周原鳳雛》(H11:20)中記載：惠亡眚，祠自蒿於豐。而在《周原鳳雛》(H11:117)上記錄：祠自蒿於周)。

  這“周”就是岐周。綜合而論，西周建國後王都為“鎬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鎬遷洛。那麽，《周易》裏所反映的“遷國”願望，是麵對西周社會，而生出的一種憂患意識。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內憂外患的局麵下，提出遷都的願望，以改變王朝不利局麵。這《周易》裏反映的“遷國”願望，無疑是西周後期的曆史背景。那麽，《周易》一書產生的時間離平王東遷洛邑不會太久遠了。

  實際西周早在中期就開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漸失去了“共主”地位。因為經過幾代的諸侯國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裏，特別不是周王宗周的諸侯國，更不把周王放在眼裏。“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封國的國勢逐漸強大起來，它的獨立性也就越來越大，對周天子便不那麽恭順了。在諸侯國筮例膨脹的同時，周王室的實力並沒有明顯的增長，由於經常不斷地進行分封，王畿土地沒有擴充，反而有縮小之勢……天子和諸侯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了變化，天子的號令對諸侯說，已經不很靈了。早在周昭王時，由於‘王道微缺’，原來接受周封號的封國，開始不服。昭王為此率六師南征，卒於江上，周穆王時政治上進一步‘衰微’，但還要興兵征討按時來朝貢的犬戎。這不僅使周與犬戎形成對立，而且使其他邊緣的諸侯也來朝覲了。周懿王時‘王室遂衰’，到周夷王，厲王是‘諸侯或不朝，相伐，‘諸侯或叛之’。到了西周最後一個王周幽王時，周王室便完全失去了共主的威望”。（《中國古代史》）

  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後，開始走下坡路，這是事實。到西周後期已是諸侯開始相伐時期了。‘天下’的名義上是周王的，而實際諸侯勢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與西周後期周王在諸侯國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處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下，寫出的《周易》一書。《周易》作者時代的西周，已是內憂外患的時期，才有《周易》一書充滿著憂患意識的基調。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遷國”的政治主張，這正是體現了與時代背景息息相關的信息。

  從《周易》一書內容看，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上，去維護周王‘天下’的統治學說。《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樣，在麵對春秋那種‘天下’大亂的局麵，所向往的是恢複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麵。而《周易》作者是麵對現實，是從有家有國的現實，來思考建立一個和平相處，共同治理與維護‘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國的統治者）之治的“理想國”。這說明《周易》的時代，已不是周初的時代。《周易》的作者也與周王室無關。《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為《周易》裏字裏行間的口氣，與周王室成員的語氣不同。即《周易》作者並沒有站在周王的立場，利益上去維護周王的統治。《周易》不同於《周書》或《詩》裏的一些詩歌那樣維護與歌頌周王的口氣。

  無論是《詩》裏的周族史詩，還是出土的西周青銅銘文裏多有慣例的稱呼“丕顯文武”，而《周易》裏則是很平淡的用“王”來說事理。《周易》裏沒有《詩》裏及西周青銅銘文上的那種歌頌文、武、成三王的口氣。而《周易》裏倒是出現了兩次讚揚商朝先王的事跡，如《既濟》裏的“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濟》篇裏“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這實是表露了對商朝先王功績的歌頌。即使《周易》裏引用殷商之際的商朝事件與人物，也無貶低之意。如《明夷》篇裏的引用“箕子之明夷，利貞”，《泰》篇“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反而《周易》裏並無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跡，即無歌頌西周開國有功的文王與武王，這說明《周易》作者並不與周王室有關，也說明《周易》作者以離周初相去甚遠了。從《周易》一書中還有不少反映與西周後期時代背景相關的信息，如“南征吉”，“見群龍無首吉”，“豐其蔀，日中見鬥，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構建的“君子”與“有孚（“民本”）理念，這是《周易》之前典章裏所沒有的思想。縱觀《周易》一書內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學巫術地帶。《周易》一書既不同於西周前期的《周書》，也不同於《詩》裏的周族史詩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於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思想所走向王權主義思潮。《周易》一書正是西周後期這一特定曆史時空裏的產物，是承上啟下一個曆史交替轉換時代裏的產物。《周易》每篇都透著人文精神與辯證思想。《周易》裏既不講占筮理論，也不涉及占筮方法，並且還反對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認識這個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現實社會，完全是從客觀現實世界出發認識社會，解決現實社會的問題，完全擺脫神學的束縛。這正是與《周易》產生的時代有關，正是諸侯林立競爭的時代，也正是西周後期分封製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經濟製度逐步過渡形成時期，即地主土地私有製逐步確立時期的時代背景。才產生了《周易》這部政治智慧之書，也正是時代造就了《周易》。

  總之，我們以上對《周易》一書的產生，從多方麵，多角度進行考釋，而推定其產生於西周後期。

  那麽，《周易》的作者是誰呢?

  雖然後封建社會（即帝製時期）裏其主流觀念，不外認為是文王、周公這些聖人之為。但到推翻帝王專製以後至今天的百年中，對《周易》作者的研究，傳統的說法已不再是主流觀念。近百年來對《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種說法，但一直未成定論。

  那麽，《周易》作者是誰呢？事實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謎。不過我們可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以及西周後期的社會背景來看《周易》一書的作者，可給其畫出一個大概的輪廓。

  ①《周易》(初始《周易》一書)與《書》不同，也與《詩》不同。不同之處，《周易》並無歌頌文、武之王。而《詩》與《書》（《尚書》裏的《周書》）都不凡大力頌揚文、武之功德。

  ②西周已建立了中央王權下的親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組織與執行能力的官僚**模式。而《周易》作者卻向往的是鬆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體，有點向往殷商的鬆散政體製度。

  ③《周易》裏既無稱頌周王，也不貶損商王。反而出現了兩次讚揚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績。

  ④《周易》作者站在曆史經驗教訓上，也曾對比商周可取的經驗教訓。如“東臨，西鄰”之說。而引用“帝乙歸妹”，卻給出的判詞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無意貶損商王。

  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國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並沒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闡述（並且《周易》一書裏，更無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製，以不同於商朝鬆散型的“王”製，西周已初具較嚴密的**組織網絡體係，這可從西周銘文上的冊封製度看的很清楚。

  ⑥《周易》產生的時代當在西周轉型時期，即分封製度崩潰時期。而從《周易》一書的內容來看，作者並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體，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國有家者）共治‘天下’的鬆散體製。《周易》作者應是東方殷商後裔，應是殷商貴族後裔裏的文化精英。

  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畫符號”作為《周易》裏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畫符號”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遺產。因“六十四畫符號”在殷墟裏的甲骨中多有出現，“六十四畫符號”應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發明。《周易》裏的符號係統與文字係統是兩個朝代的產物，其發祥地應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書裏有兩套係統：一是“六十四畫符號”係統。二是文字係統（即政治哲學理論係統）。《周易》裏的符號係統，即“六十四畫符號”不是《周易》一書裏的始創，是在《周易》未出現之前早已產生。“六十四畫符號”的發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商王朝後期都城遺址，在河南省安陽市西北郊的洹河南北兩岸，以小屯村為中心，麵積約30平方公裏）。“六十四畫符號”的發明權應歸商朝人。這套符號傳承到西周後期，同樣被商朝的後裔所用，作為一部哲學書裏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運用。而西周王室裏的史巫不識《周易》的真麵目，卻把《周易》當做筮書運用與改造。

  ⑧《周易》一書既不在《詩》與《書》裏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時期的青銅銘文裏有所記載。如此一個重大文化成果，被後封建時代裏說成是文王、周公之為，可沒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裏留下任何蛛絲馬跡。這說明《周易》一書不與周王室有關，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為。即不是西周官方裏產生的，應是‘民間’產生出來的。《周易》一書被傳入周王室，被王室裏的史巫所見《周易》裏有“六十四畫符號”，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於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裏的太史把《周易》作為一部筮書呈現於世人麵前，既有神道設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裏的政治思想之目的。

  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經驗，無疑是對西周王權政治嚴酷現實了如指掌，才有那麽深的憂患意識，特別是政治恐懼上的憂患。因西周王室虢奪諸侯位及誅殺諸侯大夫不是沒有過。西周時期分封的地方諸侯，並非是擁有獨立的主權之主。他們隻是有周王授權且代表周王封號進行統治的“主”。

  ⑩縱觀《周易》一書內容，作者並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場上為其歌功頌德，或獻計獻策；而是站在“有國有家者”的立場上，構建出的一種“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藍圖。

  從以上觀點來看，我們認為《周易》一書的作者，應是殷商貴族後裔。不過是西周後期裏殷商後裔裏的某一位精英創作了《周易》。當然從其身份來說，這個殷商後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後期裏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們還可從《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應是周朝時期（“周”是周朝之周）裏的殷（“殷”同“易”）之後裔創作的一部政治之書，故取名為《周易》。

  那麽，我們權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