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國和吳國打了幾場不疼不癢的仗期間，有一個事件不得不說一下。

  這也是在“春秋”曆史上有一個重大意義的法律事件。

  這就是在魯昭公六年、三月的時候，鄭國的大臣子產“鑄刑法於鼎”的事件，這是在中國曆史上，首次將國家的刑法法律刻鑄在銅鼎上，也是中國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春秋以前，上層貴族社會認為刑律越秘密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才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製的恐怖和神秘，這當然是一種古老專製時代的遺跡。

  這是胡適先生的觀點。

  當然，這畢竟現代學者的一家之言，可能也是站在現代立場上的一種觀點而已，但是我們應該知道，局限於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在“春秋時期”的成文法頒布，並非象現在這樣的容易。

  單純是傳載工具就存在著很大的製約，比如：古代的書寫工具是用竹簡，刀子和毛筆，這就造成了傳承工具上的限製，因此，古人流傳下來的文章篇幅都很精煉，這也和書寫有一定的關係，否則，長篇大論下來，得用多少竹子啊。

  而且，在古代的時期，真正能夠識文斷字的人很少，能認識字，估計在鄉裏都是一個文化人了，這也就造成了老百姓對於法律內容理解的障礙。所以，先秦時期的各種政治和法律製度，並非像現在這樣完善和統一，迷信思想十分的嚴重。

  禮儀道德的規範，是整個社會的基礎，無論是在夏朝，還是在商朝或者是周朝，法律隻能是原則上的高度概括性的總結，具體落實到民間的複雜社會的實施中，就需要依據當時的社會狀態和禮製進行必要的解釋，當然無論是成文法律的解釋，還是道德禮製的解釋，重要的前提都是維護國家的貴族統治。

  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因此，在那個年代中，我們通過《春秋》和《左傳》的記載就可以看出：無論是調整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政治上的操作，還是為人處事，禮尚往來。基本上都是天理，鬼神，周禮和道德及禮製，很少有引用法律來進行說教的現象。

  可見：那時候的成文法律，應該隻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遠遠達不到像現在動就幾百條，甚至是上千條的法律條文的發達狀態，當時無非法律，就是一個行動的綱領而已。

  因此，對於子產將刑法澆築在銅鼎上這件事，絕對是一件重磅的炸彈事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改革和創舉，這樣一來，必將遭受到當時已經成為習慣的文人的譴責和批評，對於子產“鑄刑法於鼎”的事件，各個諸侯國議論紛紛，褒貶不一，但是持反對意見的還是很多，比如，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哥級晉國的重臣叔向，和學術大師級的魯國孔子都表示了強烈的反感和反對。

  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越來越詳細的法律被逐漸的公開和作為標準，這種做法，便已經慢慢的開始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這就造成了在子產鑄刑法於鼎之後的二十多年，晉國也開始進行了仿照，可是孔子始終認為這樣做不對。

  在晉國效仿也公布了法律之後，孔子說：

  晉國大概因此要滅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隻看鼎上的條文，不看貴族臉色，怎麽能顯出貴族的尊貴?

  孔子一向最重視禮，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認為法律是有害的。所以他對“鑄刑鼎“如此猛貶，並不奇怪。孔子認為：

  如果用法律治理國家，那麽人們就專注於法律，隻求免於犯罪，而失去內心的廉恥，這樣的社會未免太不理想，應該追求天下為公，人人講仁愛，家家睡覺不關門，根本就沒有小偷盜賊才對。

  因此，孔子認為，在一個社會中，有事要鬧到訴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會沒有一件訴訟發生。這不過是孔子的一廂情願罷了，但是在那個時代裏麵，我們怎能用現在的眼光來批評他們呢。

  我們不是“法學家”，也不是“政治家”，所以在此隻是拿出了這個問題，簡單的表達一下我們自己的意見而已，我們最關心的還是發生在這個時期的故事，由此而關注一下子產這個重要的人物。

  子產執掌了鄭國的政權後，開始慢慢的顯露頭角，在國際上有了一定的名聲，在鄭國國內也慢慢的獲得了一些貴族的支持，但是這都是變現在沿用舊的傳統之上，一旦子產超出界限，引來的爭論總是不少的。

  魯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國際形勢一片大好，世界上的兩強晉國和楚國終於停止了戰爭，為中原地區的發展贏得了喘息的時間。

  借著這個良好的時機，子產開始在鄭國推行“丘賦”製度，估計就是類似於當年魯國搞的“丘甲”製度類似，大致上就是將農民按照“丘”的規模進行編製，然後按照一個“丘”的規模，計算應該出多少賦稅，或者是出多少甲士的意思，目的就是增加賦稅的收入或者是擴大征兵的範圍，但是，這樣一來，就等於打破了以前的規矩，進行了改革，必然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很多人開始就咒罵子產這個“野心派的改革家”。

  甚至說：他的父親子國在魯襄公十年，因為鄭國內亂被殺，也是因為這個兒子子產太毒了的原因，兒子克死了父親，子產就像是蠍子的尾巴，太毒了，他這樣的改革並發布命令，鄭國將要怎麽辦？

  子產很坦然，他認為隻要是有利國家，他自己個人的得失和生死就不要緊，何必去關心那些閑話和誣陷。

  為了讓鄭國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政策，和違反政策所產生的法律後果，子產於魯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鄭簡公三十年)三月，鄭國的正卿(相當於宰相)子產，主持製定了一套國家法律--刑書。刑書先是寫在竹木簡上，由國家的官吏掌握施行。之後，子產下令把刑書鑄在鼎上，放在王宮門口。讓全國百姓都能夠看到這個鼎。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

  這也是子產，對他從公元前543年以來，所進行的諸項改革的總結。

  這個事情對晉國的大臣叔向震動很大，他連忙向子產寫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其中就有很多符合當時執政理念的觀點，我們既不說他的觀點是落後的，也不能說他的意見是反動的，這都是曆史環境中的必然產物。

  叔向首先在信中對子產進行否定，並提出以前自己很看重子產，而現在並不是這樣的觀點了，主要就是基於以下的問題：

  “在以前的國君衡量臣民是否犯罪，是根據犯罪的輕重來衡量，並不是根據法律條文，主要就是害怕老百姓有攀比之心。其實這就是身份的區別，貴族和平民之間的區別，如果平民好貴族一樣標準，社會豈不是亂了？”

  對於叔向的這個觀點，我們千萬不能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思想來衡量，這可是先秦時期的社會狀態。

  叔向還認為：

  “管理國家的基礎是靠著道義來防範，用政令來約束，用禮儀來奉行，用信用來保持，用仁愛來奉養，用爵位俸祿來理順，用刑法來威懾！”

  這裏麵我們就能大致的看出一個：道、令、禮、信、仁、爵、法的管理理念，其中，“法”隻是一個條件而已，如果單純的把“法”作為重要的前提和標準，那麽那些道、令、禮、信、仁、爵等就會消亡，導致社會的混亂，這個觀點不能說都是糟粕，這裏麵有很多“精神文明”的內容，單純的以“法”來衡量，勢必過於機械。

  對於如何教育臣民，叔向接著提出了一係列的辦法：

  “用‘忠’來教誨百姓；用‘德’來獎勵百姓；用‘教’來教育百姓；用‘仁’來驅使百姓；敬重的麵對他們，威嚴的管理他們，強勢的對付他們。即便這樣還不行，還要尋找賢能的官員，明朝秋毫的官吏，慈祥的鄉長，德道高的教師，這樣老百姓才能願意為我們使用。”

  叔向批評子產說：

  “人民如果知道了法律內容，就會對上級不恭敬，而且會產生攀比之心，並且來隨意的引用法律作為依據，法律不能全部概括，就會造成逃避法律的想法，那樣一來，就沒法治理他們了。

  其實，一個盛大的王朝靠的是仁義禮智，而非是刑法，你看，夏朝有了違反政令的人，才製定了《禹刑》，商朝有了違反政令的人，才製定了《湯刑》，周朝有了違法的人，才製定了《九刑》，這些刑法，都是在各個朝代的衰落的時期製定的，因此，衰落的標誌才是製定大量的刑法，而不是靠德行治國。

  現在，你子產不正是因為在輔佐鄭國後，劃定田界和改革才招來批評和譴責，你才效仿了這三個刑法，鑄刑法於鼎的嗎，用這種辦法管理百姓，是不是也太困難了。

  我聽說：國家將要滅亡，必然會訂立更多的法律，可能說的就是你這種情況吧！”

  子產收到叔向的書信後，回信給叔向說：

  “叔向大人，如果真像你說的那樣，就是因為我的才幹不足，不能考慮到子孫後代的問題了。現在我考慮的是如何救國，救世，救人民，雖然我的意見不敢和你苟同，但是從心裏是十分的感謝你的大恩大德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