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嘛，李淵也並非執意要裴寂領兵不可，隻要他隨便說出一個不接受出征的借口，李淵定會放他一馬，但當下裴寂這麽一個信誓旦旦、言之鏘鏘的表態，反而抽去了李淵下台的階梯。

  這，就是為什麽這個生性怯懦，既非將才，更非帥才，甚至稱他為戰士都有辱唐軍美名的油膩大叔，被派出征的緣由了。

  李淵讓這麽一個對兵法一無所知，且缺乏捍禦之策，渾身上下找不到一根能與雄才大略沾得上邊的毫毛的裴寂統領晉陽援兵主力，那注定是在此刻就已經給自己添加一份失策和失敗的恥辱記錄了。

  果不其然，裴寂出醜了，出大醜了。

  八月份，裴寂身為晉州道（山西臨汾）行軍總管領兵至介休城下，他不聽眾將領的勸誡，執意將軍隊駐紮於“死地”———索原度，即介休介山腳下，結果，被宋金剛一役擊潰，全軍覆沒。

  隻能說裴寂的確是不作不死了！

  裴寂雖然不懂兵法，但卻深諳三十六計走為上計的逃生之術。開戰伊始，他見勢不妙，二話不說，撇下下屬和兵士，隻身一人撒丫子就溜，急急如喪家之犬、惶惶似漏網之魚，一口氣逃到晉州（今山西臨汾），敵軍沒有追來，他倒是憋氣憋到快要岔氣了。

  還好，命總算保住了，但腦殘還要繼續進行到底！

  到了晉州之後，他害怕敵軍追來將他擒拿，居然想出了一個昏招，對當地百姓下令實行“堅壁清野”，迫使州民們與他一道撤出城堡，焚毀糧食及其它物資，藏於山林密處，挾持百姓做掩護和人質來保護他自己。

  結果致使百姓不安，人心思亂，給後來秦王李世民平定宋金剛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要論咖位呢，裴寂可是大得無人能比了，尚書省長官右仆射，那可是除皇上、太子和秦王三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了，由他領兵，陣容不可謂不超級豪華。但是，裴寂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獨立領軍出征就以隻身逃命而告終，成就了他“裴跑跑”的“英名”而“名垂青史”。

  原本老李抱著僥幸的心理，期待因著他的咖位夠大，嚇也能將敵軍嚇退，如今沒想到他卡司越大，給大唐給皇上、給大唐丟的臉也越大。

  然而，匪夷所思的是，之後老李居然隻是象征性地懲罰了一下裴寂，而沒有真正治他的敗兵失地之罪，這讓朝廷上下、唐軍內外為之嘩然。

  從這一點看，不得不說李淵這個並非平庸的君王，實際上卻做了不少低劣決策、犯了不少低級錯誤，至少對裴寂的這個處置方式和力度，真乃地地道道的平庸之舉，這樣的處罰不公也為後來的一個悲劇埋下了伏筆。

  雪上加霜的是，裴寂逃之夭

  夭、溜之大吉，劉武周便乘勢進逼晉陽，而鎮守晉陽的齊王李元吉比起裴寂好不到哪去，敵軍尚未攻城，他就已經變戲法似的長出一雙兔子腿，不戰而走，連夜攜帶其妻妾家口，放棄晉陽逃命，一口大氣都不敢喘就溜回了長安，再次充分體現了他那十足熊孩子的本色，完全不顧父親和李家的顏麵，更不顧國家和百姓的安危。

  老李呀，怎一個“傷心”和“悲殘”了得！他知道四郎熊，從小就熊，長大了繼續將熊進行到底，但他卻萬萬沒有料到四郎竟是如此這般的熊，簡直就是熊的n次方！

  然而，老李是個愛子之人、護犢之父，痛定思痛，他沒有處罰四郎，因為他知道處罰改變不了四郎的熊性，他再熊也是他這個父親生養的，無可奈何啊！

  況且，四郎對他的皇權皇位沒有任何威脅，至少他認為是這樣的。

  再說了，李淵不處置四郎也是有“律法”依據的：時年16歲的李元吉屬於未成年人，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晉陽遂告失守。

  緊接著，劉武周與宋金剛聯合又攻陷了晉州，進逼絳州（山西絳縣），直搗龍門，兵鋒所至，橫掃黃河以東。

  霜上加雪的是，唐屬夏縣呂崇茂響應劉武周，殺縣令舉兵反唐；原隋將王行本據蒲阪（山西永濟西南）也與之乎應降劉宋。

  至此，山西大部盡成劉、宋之地盤，李唐在黃河東岸就隻剩下晉西南一隅之地了。

  河東危急！長安危機！關中震驚！唐廷震駭！

  唐高祖李淵這下子真是吃了苦杏吃黃連———苦上加苦，而且是木匠帶夾子———自作自受了。

  如果不是出於自己想在兒子之間和臣子當中玩平衡，那也真不至於落到如此田地呀！就像從舉義至今已經數次表現出來的德行那樣，他此刻急急如熱鍋螞蟻、惶惶似遇貓之鼠，未經朝議就先頒發了“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的手敕，第二回表現出了投降主義的懦弱。

  朝臣們驚駭無比，他們可以理解皇上因為丟失龍興之地的驚慌，但卻無法理解作為君主，怎麽能夠在才丟失了一塊地就決定放棄護衛京城的關隘！怎麽能夠再尚未做出殊死奮戰之前就言投降！他們期盼著皇上升朝議事，更加期盼著皇上能夠顧全大局，啟用秦王李世民。唯有如此，大唐可保！

  本來，李世民因為李文靜事件而感到心灰意冷，他盡量避免與父皇和太子見麵，甚至都不想過問朝事。

  然而李世民還是李世民，他的名字已經定義了他的使命！

  得知晉陽易手劉武周、山西淪陷宋金剛，而且父皇還打算放棄河東的懦弱決定，李世民震驚了，他不

  能夠再沉默下去了！

  他原本完全可以借此機會上書要求裴寂為山西的丟失而承擔責任，從而為劉文靜報一刀之仇，但他沒有這麽做，反而是覺得自己不能夠因為劉文靜事件而“消極怠工”，在國家危難之際，在父皇需要之時，他必須放下個人的怨憤，拋卻個人的意氣，以國家社稷為重、以百姓蒼生為懷，主動承擔起保家衛國的重任！

  他急匆匆地從長春宮趕到長安，甘冒爭功之嫌、違逆之罪，極力勸阻父皇放棄投降敕令，即可召集大臣們上朝，緊急商議退敵之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