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老，褚老，不得了啦！了不得啦！孫奇逢來了，

  吳一誇張地用手在額頭一抹道：“你看，全是汗啊。”

  “小吳啊，你是說直隸容城的孫奇逢來了？”

  吳一接口道：“可不是麽，我已把他的一家子安排在宣傳部的招待所裏。”

  褚老道：“也好，來了一位真正的大儒，小吳啊，好生安排吧，目前黎城高等學院以籌備完，最好讓孫奇逢去，想辦法挽留他，他的號召力，可不一般，往後，像這種已出名的，還沒出名的文人大儒，慢慢會匯集到這裏，在學術上可以交流，在思想、理論、主義上不要去強迫，讓他們自己去看，自己去理解，人民南路那邊的學院區住房也快完成了，這些住房就是分配給以後有功人員，對解放區作出特殊貢獻的人準備的，全是單獨的四合小院，院內主房、書房全是落地大玻璃窗，獨立衛生間，抽水馬桶、洗手池，米白色地磚，電燈照明，一共建了20套，還有小一號的三合院，裏麵設施差不多，也有20套，在人民北路上是四幢五層公寓樓房，一共120套房，每戶240平米，除去主室，客廳，2廚房，2衛生間，書房，另隔有四個小房間，這是專門為現在的社會家庭設計的，因為有錢能買這房的人，一般家裏全有小妾，丫鬟。四幢樓目前是整個黎城的標誌性建築，四樓合圍著樓下一個小湖泊，四周建有樓台亭閣，沿湖有長廊，遍種桃柳樹，原本是穿越眾的居住地，後然一想，不需要，用大虎、新娟的話來說，我們的歸宿不在這裏，所以幹脆成了房地產買賣了，現在預訂的全是實力很強的商戶，大戶們，哈哈，條件也差不多成熟了，對哪些有進步思想的文人，好生相待，對那些隻會空談還頑固不化的不要理睬，這種文人最多，也很討厭，我們想擋是擋不住的。”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今河北保定容城）人，明末清初理學大家，與黃宗羲、李顒齊名，並稱“明末清初三大儒”。

  孫奇逢萬曆二十八年中舉，後父母接連去世，在鄉廬墓6年。期間，刻苦讀書，經、史、子、集廣為涉獵，並多與賢友切磋論學。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居孝期滿的孫奇逢開始遊學京師，廣交名士。

  去年滿清入關後，原本的曆史走向是孫奇逢南遷河南輝縣，河南輝縣在夏峰村授徒講學20餘年，著書立說，研讀各家經典，創立“夏峰學派”。黃宗羲評價“北方學者大出其門”，故孫奇逢又有“北方孔子”的美譽。

  可是現在，孫奇逢帶著家小，正南下趕去輝縣，半道上偶然間看到了某一期《黎城周報》後，立馬帶著家小，趕到了黎城，找到了《黎城周報》編輯部，上報到吳一手裏。

  另有外國傳教士湯若望，徹夜難眠，桌上的某期《黎城周報》赫然寫道：“太陽中心說，地球以太陽為中心，地球繞太陽一圈為一年，而月亮環繞地球運轉，在太陽係中，有8大行星，分別為水星、火星、地球… … .”

  要知道此時的日心說，才剛剛被哥白尼發現，而要得到證實卻在60年後，約翰尼斯-開普勒和伽利略-伽利雷證實。

  而另一篇為地球分南半球和北半球，兩個極點為南極和北極，常年被冰雪覆蓋，而赤道… … 。

  湯若望坐不住了，找到了當時任通政司的李天經。

  先來說一說李天經此人。

  李天經，字性參、號仁常，吳橋縣城關鎮駙馬村人。祖父李懿，曾任明朝西寧道兵備副使，為邊防名將，文武兼備。李天經曆任國子監博士、戶部驛外郎、濟南郡太守、山東督糧道、陝西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光祿寺正卿（一品），官至兵部尚書，他為官清正，被譽為“李青天”，並且是我國曆史上著名的天文學家。

  原本的李天經正要辭官，原因就是不當這個清朝的官，正打算以病老為名，辭歸故裏，這一天，湯若望來拜訪，連忙引進書房，等丫鬟上茶完後，隻見湯若望很神秘地掏出了一個裝訂本《黎城周報》，這一看不打緊，把李天經給吸引住了，短短的幾篇文章，《黎城周報》是用來科普的知識，可在這二位看著後，是越來越心驚，要知道，李天經曾和李之藻、王應麟及外籍傳教士龍華民、鄧玉涵、羅雅穀、湯若望等人參與，經過不懈努力，曆經五載，完成《崇禎曆書》，它從多方麵引進了歐洲古典天文學知識，內容包括天文學基本理論，三角學，幾何學，天文儀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運動、交食，全天星圖，中西單位換算等，共四十六種，采用第穀（1546—1601）的太陽係結構係統，計算方法中翻譯了哥白尼（1473—1543）《天體運行論》中的許多章節，還有開普勒（1571—1630）《論火星的運動》一書中的材料，曆法計算中不用中國傳統的代數學方法而改成幾何學方法，該書126卷，全是他審核的，而現在看到的是什麽？五大行星，變成了八大行星，還對這八大行星做出了解剖，行星的大小、質量、組成物質、溫度及每一顆行星的衛星，星環等等，短短幾千字，包含了一個太陽係，隻能用震驚，震驚來形容了。

  大明理學家劉宗周不是坐不住了，而是氣不過了，在大明像劉宗周這種文人很多的，不過別人如果碰壁要麽回頭，要麽改變，可是劉宗周就是一根筋，那麽先來說一說是一個怎麽樣的人，劉宗周，字起東，別號念台，明朝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因講學於山陰蕺山，學者稱蕺山先生。他是明代最後一位儒學大師，也是宋明理學（心學）的殿軍。他著作甚多，內容複雜而晦澀。他開創的蕺山學派，在中國思想史特別是儒學史上影響巨大。清初大儒黃宗羲、陳確、張履祥等都是這一學派的傳人。劉宗周的思想學說還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當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甚至認為，劉宗周絕食而死後，中華民族的命脈和中華文化的命脈都發生了危機，這一危機延續至今。

  那麽劉宗周最後為什麽要絕食尋死？也就是說明年1645年7月，劉宗周要絕食了，接下去就說說他的過往生平就知道，此人這樣的死法是合情合理的，還帶有一絲的悲壯。

  萬曆二十九年，也就是1601年，劉宗周高中狀元，人生三大喜，一曰，狀元及第時。二曰，同房花燭時。三曰，他鄉遇故知。可是巧不巧，此時劉宗周母親正好去世，劉宗周隻能丁憂三年為母守孝，這是古人的大規，三年後，什麽菜全涼了，隻能在家苦讀經書，做做學問。

  到了天啟年間，時來運轉，被朝廷任命為禮部主事，不出一年又升任右通政，就這樣正式踏入官場，可是劉宗周跟其他人不一樣，不入世俗，自己想什麽就做什麽，這樣的人在官場上不可能官運亨通。

  當時，魏忠賢當道，許多文人官員被魏黨排擠出朝堂，要麽投奔魏黨，要麽繞道避之不及，而劉宗周主動去得罪魏忠賢，還順帶著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許人也，她是天啟得奶娘，也就是說，天啟帝喝客氏奶長大的，有明朝野史說，天啟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後宮的嬪妃敢怒不敢言，有誰反抗，不出幾日，這嬪妃就莫名死去。

  劉宗周被這兩人算計，結果惹惱了皇帝，被削職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禎年，換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這個萬曆狀元，劉宗周被重新起用為左都禦史。其實，劉宗周早就心灰意懶，盡管不太情願複出，但君命難違啊，他還是去了。

  這一次身為禦史，那就要吸取教訓了吧，可是誰叫他是劉宗周呢，反而變本加厲，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書，在《敬循職掌條列風紀之要以佐聖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懲官邪”、“飭吏治”等策略。劉宗周雖素負清望，但畢竟隻是一位飽讀詩書的學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運籌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張並不合時宜。在當時明朝江山已是風雨飄搖，但劉宗周認為“今天下非無才之患，而無本心之患”，因此主張“治心”是解救時艱的根本。他要求崇禎“明聖學以端治本”、“躬聖學以建治要”、“崇聖學以需治化”。這表明在劉宗周那裏，儒家經世致用的實效已經喪失。

  請崇禎革除弊政，以擺脫國家的危機，又勸崇禎“修心”、“修德”，學習上古的堯舜治國，在當時的環境下，崇禎帝學習這些，也是改變不了明朝的局勢的。此後，劉宗周文人脾氣發足了，幹脆選擇了辭官回鄉。

  到了崇禎九年，此時的明朝更是無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劉宗周，麵臨的問題就是內憂外患，已經是無力回天了。明朝的國運似乎已經傾斜向了後金。劉宗周雖然是儒家學者，但是在為官和治理朝政來說，簡直是一竅不通。

  劉宗周接著又是老一套，還建議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後可以語王道”的慎獨境界。對此，劉宗周的建議還沒完，建議崇禎帝每天“講求二帝三王之學”，給皇帝惡補曆史，汲取曆代亡國之君的經驗教訓。

  劉宗周這樣的建議並不是說不行，而是在當時明朝岌岌可危的情況下，仍然是要求崇禎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這樣的建議在當時根本無濟於事。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劉宗周的建議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況下，這樣的建議肯定會讓王朝繼續發展到頂峰。但明末時期，這樣的建議無可厚非。緊急公文，皇帝都處理不過來，哪有閑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劉宗周當時的建議，無疑是在瀕死之人麵前，大談特談養生之道。

  對劉宗周的陳詞濫調毫無興趣，崇禎帝忙於籌集軍餉，增強軍力，平息農民起義、抵禦滿清。此時的劉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當時的情況下，劉宗周還對皇帝喋喋不休，崇禎帝最後忍無可忍，隻好再次罷免了劉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會有奇葩大臣，這位劉宗周的官場經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謂是到頭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發生的事就是無語了哦。

  崇禎十五年(1642年)，崇禎帝再次啟用劉宗周。哈哈哈！看到這裏，是不是感覺無語了，劉宗周並沒有接受教訓，依舊固執己見，不曉得變通。禦史楊若僑向皇帝舉薦德國傳教士湯若望，聲稱此人精通火器製造，可以啟用他，鑄造火炮擊敗清軍。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是劉宗周據“理”力爭，聲稱：“臣聞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 以節製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

  崇禎帝急於求治，劉宗周卻說先治心，崇禎帝要求才望之士，劉宗周卻說操守第一；崇禎帝訪問退敵弭寇之術，劉宗周卻說仁義為本。故崇禎說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將他革了職。這一年劉宗周六十五歲，這是他第三次被革職。他在《與祁世培書》中說：“抱頭南下，便無麵目見江東父老啊。”

  時間到了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稱“南明”。詔起複劉宗周左都禦史原官。無語，無語了哇！這南明焉有不亡嗎？

  福王政權不僅於內政外交上沒有任何作為，反而繼承了崇禎朝的所有弊端：黨爭，苛斂，苟且偷安，等等。劉宗周實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獻計，一曰據形勢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一日三曰是常態，四曰、五曰才是正題。後然幹脆又上疏請誅內外不職諸臣，於是他成為眾矢之的，受到排擠。

  劉宗周對崇禎亡國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認為“先帝無亡國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術壞於刑名，二曰人才消於黨論，三曰武功喪於文法，四曰民命促於賄賂，所謂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權能改弦易轍，吸取教訓，但這隻是他一廂情願。在愈演愈烈的黨爭中，他不得不辭職。有人說，這是真文人，有傲骨，有一腔熱血，可大多人避他之不及，但他沒有忘記盡一個孔孟之徒的責任，在出都門前，一根筋到底，最後上《再陳謝悃疏》，對福王進行最後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條：一曰修聖政，無以近娛忽遠猷；二曰振玉綱，無以主恩傷臣紀；三曰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四曰端治術，無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無以外釁釀內憂。又是五曰奏。

  劉宗周曆經萬曆、天啟、崇禎、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實立朝者四年，大家看到了吧，曆經四朝，實際在朝參政隻是四年，誇誇其談了四十五年。

  按原來的曆史走向，接下去就是悲壯了，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監國。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劉宗周聽到這一消息，時方進膳，推案慟哭說：“此予正命時也。”於是他決定效法伯夷叔齊，開始絕食。

  當時江南士大夫紛紛降清，做了貳臣，玷汙名教，背叛了平時所學之道。劉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動，成就自己的人格，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年）閏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劉宗周前後絕食而死。其子劉勺遵照他的遺命，曰：皇明蕺山長念台劉子之柩。

  而現在的劉宗周，氣勢凶凶地在南京朝大罵《黎城周報》，

  看看，這是什麽話，明朝還沒有亡呢，說南京朝專已黨爭，把個人榮辱高於國家，把個人私利建在民族之安危之上，罔顧百姓生死，啟用賣國求榮之人當政，明年必亡！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等有時機，非要去討個說法。